从气候激进主义到气候反动主义——欧美绿色政治极化及其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影响
【内容提要】《巴黎协定》签署以来，气候变化议题在欧美国家不断被政治化，并逐渐演变为新的社会分裂轴线。一方面，以“反抗灭绝”“停止石油”等组织为代表的气候激进主义运动持续扩张，通过道德化叙事、身份政治动员和非暴力直接行动推动气候议题进入主流政治议程;另一方面，以特朗普主义、欧洲极右翼政党以及部分保守派社会力量为代表的气候反动主义迅速崛起，对绿色转型、气候政策和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展开系统性反制。当前欧美气候治理困境并非单纯源于减排成本上升或国际合作失灵，而是绿色政治持续极化的结果。气候激进主义虽然提升了社会对气候问题的关注度，但其危机化、道德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动员方式也在客观上强化了社会反弹和政治对立，为气候反动主义提供了新的动员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自我反噬。二者相互作用形成“激进主义—反动主义”循环，大大削弱了气候治理所依赖的社会共识与政策连续性，并进一步加剧全球气候治理中由来已久的领导力赤字、信任赤字和合作赤字。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坚持“先立后破、通盘谋划”，能源安全与绿色转型协调推进以及技术中立的原则，为缓解绿色政治极化、推动全球气候治理重回务实合作轨道提供了有益启示。
【关键词】 气候激进主义;气候反动主义;绿色政治极化;全球气候治理
【作者简介】 刘元玲，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邮编：100007)
一、问题的提出
气候变化已成为 21 世纪全球治理最重要的议题之一。随着 2015 年《巴黎协定》的签署以及越来越多国家提出碳中和目标，全球气候治理进入以绿色转型为核心的新阶段。截至 2025 年底，全球已有 137 个国家和地区提出净零排放或碳中和目标，覆盖约 74% 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77% 的全球 GDP 和 79% 的世界人口。可以说，净零目标已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政策共识。然而，与国际社会不断强化气候治理共识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欧美国家内部围绕气候变化问题的政治分歧却在持续扩大。气候变化已不只是科学议题或环境议题，而日益演变为新的政治分裂轴线，并深刻影响欧美国家的政治生态与全球治理进程。
过去十余年间，国际社会兴起了很多具有代表性的气候激进主义运动。这包括，(1)“未来星期五”(Fridays for Future)运动。2018 年 15 岁的“环保少女”格蕾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每周五在瑞典议会外举牌抗议，呼吁瑞典政府按《巴黎协定》采取气候行动。该行动迅速通过社交媒体传播，引发全球百万青年在每个周五罢课游行，要求决策者正视气候危机。(2)“反抗灭绝”(Extinction Rebellion)运动。这是 2018 年在英国发起的一个国际环保运动，旨在推进政府应对气候危机的激进改革。其经典活动包括大规模阻塞伦敦桥梁和交通枢纽、在公共场所举办“假死”示威，以及抗议者将自己用胶水粘在建筑物或道路上。(3)“停止石油”(Just Stop Oil)运动。2022 年成立于英国的一个气候环保组织，其核心诉求是要求英国政府停止批准所有新的化石燃料项目。其激进的抗议方式包括向凡·高名画《向日葵》泼洒番茄汤、在公路上静坐阻塞交通、在巨石阵喷涂橙色涂料，以及将自己粘在名画画框上或闯入体育赛事现场。2024 年其创始人罗杰·哈勒姆(Roger Hallam)因策划高速公路抗议被判5 年监禁。2025 年该组织宣布“功成身退”，因为英国政府已将“停止发放新油气许可”纳入官方政策。(4)“最后一代”(Last Generation)运动。它是近年来欧洲最具争议性的气候激进主义组织之一，2021 年在德国成立。该组织主张通过高强度的非暴力公民抗命行动唤醒公众对“气候紧急状态”的认知，并迫使政府采取更激进的减排措施。其主要行动包括封堵高速公路、干扰机场运行、向博物馆名画泼洒颜料以及阻断城市交通等，以此制造社会关注和政治压力。(5)“气候反抗”(Climate Defiance)运动。这是由美国青年人领导的直接行动组织，2023 年成立。该组织以“羞辱气候罪犯”为核心策略，通过闯入高端活动场合、封锁政府大楼入口、打断政客演讲等对抗性方式，迫使决策者回应气候诉求。其标志性行动包括封锁白宫记者晚宴、闯入国会议员棒球赛现场，以及针对支持化石燃料项目的官员进行当面对质等。以这些组织为代表的气候激进主义者们通过街头抗议、公民抗命、交通封锁以及象征性文化破坏等行动方式，将气候变化塑造为关乎人类生存的紧急危机，并要求政府采取更加激进的减排政策和能源转型措施。气候激进主义在推动公众关注气候问题、提升绿色议题影响力以及促进气候政策议程设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气候变化从专业领域议题进入大众政治空间。
然而，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气候激进主义影响力不断扩大的同时，欧美社会围绕气候问题的反对力量也在同步增长。美国特朗普政府曾在 2017 年和 2025 年两度宣布退出《巴黎协定》;2025 年通过《大而美法案》大力支持化石能源的开发使用，取消一切对新能源发展的利好政策;2022 年美国西弗吉尼亚州诉美国环保署案，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限制了联邦环保署依据《清洁空气法案》监管发电厂温室气体排放的权力，认为此类重大决策需由国会明确授权;通过这些举措，美国在立法、司法和行政三个层面系统性削弱其国内气候政策与行动。欧洲多国极右翼政党则借助能源危机、农业抗议和生活成本上升等问题，持续质疑绿色转型政策的合理性，如 2025 年 9 月德国选择党在柏林州议会提交了一份正式提案，核心内容包括退出《巴黎协定》、废除欧盟“绿色新政”以及废除所有国际气候协议。32025 年 7 月欧洲议会第三大党团“欧洲爱国者”(Patriots for Europe)采取了一个更具制度意义的行动，要夺取欧盟2040 年气候目标报告起草权，坚决反对 2040 年目标，并致力于推迟、削弱、废弛欧盟气候立法。
实际上，纵观国际舆论与欧美气候政策的变迁，围绕“绿色新政”“净零排放”“碳税”等议题的政治争议不断升级，气候变化一方面是具有广泛共识的公共议题，与此同时也正在成为党派竞争和身份政治的重要内容。也就是说，在气候治理成为凝聚社会共识新平台的同时，也越来越成为欧美政治极化的新焦点。这一现象引出了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为什么气候激进主义在推动气候议题主流化的同时，未能形成更加广泛的社会共识并取得更多社会支持，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强烈的政治反弹呢?
本文认为，当前欧美气候治理困境并不能简单归因于减排成本上升、能源危机冲击或国际合作失灵，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绿色政治极化的形成。绿色政治极化是指气候变化和绿色转型议题逐渐脱离传统政策讨论范畴，被赋予越来越强的意识形态属性和身份认同属性，并由此演变为不同政治力量进行竞争和动员的新领域。在这一过程中，气候激进主义通过危机化叙事、道德化表达和体制外施压策略推动气候议题主流化，但同时也强化了社会压力和政治对立;而气候反动主义则借助这种社会反弹不断扩大影响力，并通过质疑气候政策和全球治理体系实现新的政治动员。二者并非相互孤立，而是在持续互动过程中共同塑造着当代欧美绿色政治格局。
二、气候激进主义兴起的政治逻辑
21 世纪以来，随着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不断受到关注，尤其是《巴黎协定》签署之后，气候变化开始超越专业政策领域，成为影响国家战略、社会运动以及国际政治的重要议题。在这一背景下，以“未来星期五”“反抗灭绝”“停止石油”“最后一代”以及“气候反抗”等组织为代表的欧美气候激进主义运动迅速崛起，并逐渐成为欧美社会最具影响力的新兴社会运动之一。与传统环保运动相比，气候激进主义并不仅仅关注污染治理或生态保护，而是将气候变化定义为关乎人类文明存续的生存性危机，并主张通过更加激进的社会动员和政治施压推动能源转型与制度变革。其影响已经超出环境政策范畴，成为塑造当代欧美政治生态的一支重要力量。
（一）从环保到“气候紧急状态”：气候议题话语框架的危机化
气候激进主义兴起的首要原因在于气候变化议题本身的话语框架发生了深刻变化。20 世纪后半叶的环境运动主要围绕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和资源开发等议题展开，其目标通常是推动政府加强环境监管或改善企业行为。然而，随着全球变暖问题逐渐进入国际政治议程，特别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自 1988 年成立以来发布六次完整的报告持续强化气候风险认知之后，越来越多的环保活动家开始将气候变化视为超越传统环境问题的全球性危机。“环保少女”格蕾塔·通贝里就此曾发疯似的怒喊：“我不需要你们抱有希望!我需要你们感到恐慌!我需要你们感受到我每天都在感受的恐慌!我需要你们像身处危机中那样去行动!我需要你们像房子着火了一样去行动!”“反抗灭绝”组织则指出“一切如常等于死亡”。类似这样饱含激进调的表述不胜枚举。在这一过程中，“气候紧急状态”(Climate Emergency)逐渐成为气候运动最重要的话语框架。
“气候紧急状态”的话语框架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气候紧急状态”作为明确的政治口号和公共动员概念最早形成于澳大利亚气候行动网络，其前身是 1989 年《开罗宣言》等国际讨论中提出的“气候危机”(climate crisis)。2009 年澳大利亚墨尔本举办过“全国气候紧急状态集会”(National Climate Emergency Rally)，这是目前能够查到的最早公开使用“气候紧急状态”的案例记录。真正让“气候紧急状态”进入公共政策领域的不是联合国下属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而是 2016 年底澳大利亚政府在墨尔本的郊区德尔滨(Darebin)正式宣布全球第一份“气候紧急状态宣言”。2019 年牛津词典将“气候紧急状态”选为年度词汇，其定义是：需要立即采取行动以避免不可逆的环境损害情形。同年，来自 153 个国家的超过 11,000 名科学家联合署名文章《世界科学家对气候紧急状况的警告》在线发表，进一步推动了该概念获得科学共同体认可。
与传统环境保护话语框架强调渐进改善不同，“气候紧急状态”话语框架强调人类正面临迫在眉睫的生存威胁，现有政策行动远远不足以应对危机，因此必须采取更加迅速和彻底的转型措施。这一框架的形成具有重要政治意义。它使气候变化不再只是科学界讨论的专业议题，而被塑造成具有高度道德正当性的公共议题，就好比一种动物被列为“濒危”或者“极危”，这使得原有政策程序和利益协调机制往往被视为效率低下甚至不负责任，从而为更加激进的政治动员提供了正当性基础。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气候运动逐渐从传统环保主义转向气候激进主义，并开始追求更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和政治变革。
（二）从科学问题到道德问题：气候叙事的道德化
气候激进主义得以迅速扩张的重要原因还在于其成功推动了气候议题的道德化转型，由此获得了大批的拥趸。在传播学的讨论中，通常用“极端放大效应”或“情绪驱动传播”来解释这种“过激易传”现象。从科学意义上看，气候变化本质上是一个关于风险评估、技术选择和政策权衡的问题。然而，气候激进主义实际上并未停留在科学讨论层面，而是将其上升为代际正义、全球正义乃至道德责任问题。2025 年 9 月20 日德国的气候激进组织“未来星期五”的气候游行中，甚至打出了“杀死老白人”的激进口号。
在这种道德化叙事中，气候变化不再只是温室气体排放问题，而被理解为老一代对年轻一代的不负责任行为;气候问题不仅是环境问题，也成为正义问题。这种道德化表达极大增强了气候运动的社会动员能力。相比复杂的科学数据和技术方案，道德诉求历来都更容易激发公众情感认同，并形成跨国传播效应。青年群体、学生组织以及部分中产阶层因此成为气候运动的重要支持力量。道德化也改变了气候议题的政治属性。当一种政策选择被赋予道德优越性之后，不同意见便容易被理解为缺乏责任感甚至具有道德缺陷。由此，原本属于政策讨论范畴的问题逐渐转化为价值立场之争，“道不同不相为谋”，这为后续政治极化埋下伏笔。
（三）从制度参与到体制外施压：气候行动策略的激进化
除了议题话语框架变化之外，行动策略的转变也是气候激进主义崛起的重要原因。传统环境组织通常通过政策游说、法律诉讼和公众宣传等传统方式影响政府决策，而新一代气候激进主义组织则更加倾向于采用体制外施压策略。无论是“反抗灭绝”发起的大规模交通阻断行动，还是“停止石油”组织对公共设施和文化符号的抗议活动，其共同特点都是通过吸引眼球的激进主义言行制造社会关注，从而迫使政府有所回应。
这种策略背后的逻辑来自社会运动理论中的“破坏性行动”(Disruptive Action)理论。根据该理论，弱势群体的力量不在于其组织的规模和正规化，而在于其制造混乱、挑战常规制度的能力。激进的气候活动家认为，常规政治渠道已经无法有效推动气候行动，必须通过提高社会成本和政治压力打破既有政策惯性。从传播效果看，这种策略确实取得了显著成效。社交媒体时代的传播机制使得高冲突、高视觉冲击力的抗议行动更容易获得关注。许多原本难以进入主流媒体议程的气候议题正是通过这些行动迅速获得国际影响力。然而，行动策略激进化也意味着气候运动开始脱离传统利益表达逻辑。当抗议行动越来越频繁地干扰公众日常生活时，其社会成本也开始上升，并逐渐引发部分公众反感，原本支持气候行动的群体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疑惑、反感甚至反对，这种矛盾后来成为气候政治极化的重要来源。
（四）从组织网络到社交媒体平台：气候议题的身份政治化
气候激进主义迅速扩张还与当下数字传播环境变化密切相关。与 20 世纪环境运动主要依赖组织网络不同，当代气候运动的发展高度依赖社交媒体平台。大量社交媒体平台不仅降低了组织成本，也使气候议题能够以更加情绪化和符号化的方式传播。在社交媒体环境下，气候变化逐渐成为一种身份认同符号。支持气候行动不仅意味着支持某项公共政策，也意味着认同特定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尤其在年轻群体中，参与气候运动逐渐具有表达政治立场和群体身份的功能。对此，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在第 29 届世界气候大会上曾从正面表达了类似意思。他说：“为了生存，我们需要创造另一种文化。一种反文化，它基于不同的生活方式。”他明确将气候行动定义为一种“反文化”的选择，认为新一代年轻人会“热爱这种生活方式”并主动选择它。这种变化进一步推动了气候议题的政治化进程。
随着气候立场与年龄、教育水平、政治倾向、宗教信仰等社会身份因素不断绑定，气候问题越来越成为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认同边界，而不仅仅是政策偏好差异。当气候变化从公共问题转变为身份政治议题时，不同立场之间的沟通空间开始收缩，而政治对立则不断扩大。
综上所述，气候激进主义的兴起不是偶然现象，冰冻三尺并非一日之寒，这是气候议题危机化、道德化、行动激进化以及身份政治化四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正是通过这种多层次政治动员，气候变化从一个专业政策议题逐渐演变为影响欧美政治格局的重要社会议题。然而，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气候运动开始从推动社会共识转向强化政治分歧，为后续气候反动主义的崛起和绿色政治极化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三、绿色政治极化的形成机制
气候激进主义的兴起推动了气候议题的社会传播和政治扩散，使原本局限于科学界和政策界的气候变化问题逐渐进入大众政治领域。然而，气候议题影响力不断扩大的同时，欧美社会围绕气候变化的政治分歧也在同步加剧。近年来，无论是特朗普主义在美国的持续崛起，还是欧洲极右翼政党对绿色转型政策的系统性挑战，都表明一种新的政治现象正在形成：气候变化不仅没有成为新的社会共识，反而演变为新的政治冲突轴线。这一现象并非偶然。实际上，气候反动主义并不是独立于气候激进主义之外的现象，而是在绿色政治不断极化过程中形成的政治反应。正是气候激进主义推动了气候议题的道德化和身份政治化，进而诱发了社会反弹和政治反制，作为对气候激进主义的反噬，最终催生了气候反动主义的兴起。
（一）政策议题与身份政治：气候问题的意识形态化
气候变化原本属于典型的公共政策问题。围绕减排目标、能源结构以及转型路径的讨论，本质上涉及成本分配、利益协调和技术选择。然而，在气候激进主义推动下，气候议题逐渐突破政策讨论范畴，被赋予越来越强的价值判断和身份认同色彩。在气候激进主义的话语体系中，气候变化不仅是环境问题，更是代际正义、全球正义以及道德责任问题。支持激进减排逐渐被视为负责任和进步的表现，而质疑相关政策则容易被理解为缺乏责任感甚至否认科学事实。
这种道德化表达在扩大社会动员能力的同时，也改变了气候议题的政治属性。当一个公共政策问题被赋予明确的道德立场时，不同意见之间的协商空间便会缩小。原本关于减排速度、能源成本和社会影响的政策讨论，逐渐演变为“支持气候行动”与“反对气候行动”的身份区别。随着这一趋势发展，气候变化开始成为欧美社会新的身份政治符号。特别是在美国，支持气候政策逐渐与自由主义、进步主义以及民主党政治身份联系在一起，而对气候政策的质疑则越来越与保守主义、传统价值观和共和党政治认同相结合。任何一个议题一旦上升为身份认同或者派系立场之争，理性成熟的谈判与妥协空间将急剧收缩，竞争与冲突也往往会滑向零和博弈，并成为新的社会分裂轴线。
（二）转型成本与社会反弹：气候反动主义的现实基础
如果说身份政治化为气候极化提供了认同基础，完成了观念上的准备;那么绿色转型成本的显现则为气候反动主义提供了现实基础，完成了利益上的准备。长期以来，气候激进主义的政治诉求主要集中于快速减排、淘汰化石能源以及加快绿色转型。然而，随着相关政策逐步进入实施阶段，其经济和社会成本开始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来。
首先，气候激进主义无法回应高昂的能源成本压力问题。近年来欧洲能源价格持续波动，俄乌冲突进一步加剧其能源供应与能源安全的压力。德国在政府补贴下虽然风光电的装机容量达到全球领先地位，但是其激进去核、强推新能源的政策导致居民电价全球最高、单位发电碳排放量达到法国的 7 倍、电力供应却高度依赖核电与煤电补位，导致民众巨大的不满。在部分社会群体看来，过快推进能源转型削弱了传统能源供给能力，并提高了居民生活成本。气候政策开始与电价上涨、供暖成本增加以及产业竞争力下降等问题联系在一起。只有受过冻的人，才会觉得炉火珍贵。部分气候激进主义的拥趸从此开始调整自己的立场和行为。
其次，气候激进主义无法回应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就业压力问题。传统能源行业从业者、制造业工人以及依赖高能耗产业的地区群体往往更容易感受到绿色转型带来的冲击。在这些群体看来，气候政策的收益具有长期性和全球性，而其成本却是现实的和局部的。尽管数据也表明清洁能源能创造更多就业，但“谁受损、何时受损、能否得到补偿”的问题，在政治上的分量往往重于“总体上能创造多少就业”的宏观叙事。这构成了反对者以“保护就业”为名抵制气候政策的核心数据基础。例如，根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气候政策与行动导致的受影响就业的规模因定义范围不同而有显著差异。其中，核心受影响群体，也就是最直接受冲击的是约 48 万至92.7 万的化石燃料行业从业者。
再次，气候激进主义无法回应农民的利益诉求。近年来欧洲多国农民抗议活动频发，尤其是 2023—2024 年间发生了席卷全欧洲的农民大规模抗议，德国、法国、波兰、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荷兰、希腊等国的数万人参加了反气候的示威游行，这可以被看作是气候激进主义与农业领域利益冲突的突出体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业减排政策不断提高农业生产成本。对于许多农业经营者而言，绿色转型并非抽象的环境目标，而是直接影响其生计和收入的现实问题。例如，在荷兰这样高密度的农业国家，执政党实行激进的应对气候危机的政策(2019 年提出要在 2030 年前，将全国氮排放量削减 50%，部分地区甚至要求削减 70%)，直接威胁到荷兰农民的生计。当绿色转型成本不断累积时，气候议题开始从价值问题转变为利益问题，因此，部分原本对气候行动持支持态度的群体也开始对相关政策产生怀疑和不满。这种社会情绪的变化为气候反动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三）激进与反动：对立互动中的相互强化
值得注意的是，气候激进主义与气候反动主义并非简单对立关系，而是在互动过程中相互强化。一方面，气候激进主义不断通过危机化叙事和激进抗议强化社会紧迫感，但其行动方式也容易引发公众反感，并为保守力量提供批评对象，尤其是部分高强度抗议行动虽然获得媒体关注，却削弱了社会认同基础;另一方面，气候反动主义则不断利用这种社会反感扩大政治影响力，并进一步强化对气候政策的抵制。随着双方对立升级，气候议题越来越脱离具体政策讨论，而演变为不同政治身份之间的象征性斗争。其结果是，激进主义越强调紧迫性和道德责任，反动主义越容易通过反精英、反官僚和反全球化叙事获得支持;而反动主义力量越强，激进主义又越倾向于采取更高强度动员策略。二者由此形成相互强化的恶性极化循环。
美国是气候政治极化最为典型的案例。特朗普主义的崛起并非单纯的政党竞争现象，而是在经济全球化、社会分化以及文化冲突背景下形成的一种政治动员模式。特朗普并非简单反对气候科学，而是将气候政策塑造为精英政治和全球主义议程的组成部分。特朗普长期质疑气候变化议题的激进化倾向，并将部分气候政策描述为损害美国经济竞争力和能源安全的做法。2017 年美国第一次宣布退出《巴黎协定》时，特朗普强调说：“我代表的是匹兹堡的人民，而不是巴黎的人民。”在这一叙事中，气候治理不再只是环境问题，而成为普通民众(匹兹堡的产业工人)与政治精英之间利益冲突的象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气候变化逐渐成为美国政治极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欧洲内部围绕绿色转型的政治争议同样不断加剧。在德国、法国、荷兰、意大利等国，极右翼政党普遍将绿色转型政策与能源价格上涨、产业竞争力下降以及农民利益受损联系起来，特别是在欧洲能源危机和经济增长放缓背景下，部分社会群体开始对绿色政策产生明显抵触情绪。近年来，欧洲多国农民抗议活动具有重要象征意义。抗议者反对的对象并不仅仅是具体农业政策，而是其背后所代表的绿色治理逻辑。气候激进主义的主张恰恰为他们提供了行动的依据。在他们看来，部分政策制定者过度强调环境目标，而忽视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的现实需求。而欧洲极右翼政党不断利用这种不满情绪进行政治动员，并将绿色转型塑造为精英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体现。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当前欧美气候治理面临的主要挑战已不再是气候科学共识不足，而是绿色政治极化不断侵蚀社会共识基础。当气候变化从公共政策问题转变为身份政治问题时，任何政策调整都可能被解释为政治立场选择，从而削弱气候治理所需要的长期稳定性和社会支持度。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气候激进主义逐渐演化出其意想不到的政治后果——气候反动主义的崛起，并最终推动欧美绿色政治进入持续极化状态。
四、绿色政治极化与全球气候治理困境
气候变化本质上是一种跨国界公共问题，其治理高度依赖国际合作和集体行动。与传统环境问题不同，温室气体排放具有全球扩散效应，任何国家都无法单独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因此，全球气候治理的有效推进不仅需要科学共识和技术进步，也需要主要国家维持稳定的政治承诺和持续的国际合作意愿。然而，随着欧美国家内部绿色政治极化不断加剧，气候变化问题逐渐从国际合作议题演变为国内政治竞争议题。气候激进主义与气候反动主义的持续对立不仅重塑了欧美政治生态，也深刻影响了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运行逻辑。从近年来国际气候合作的发展情况看，绿色政治极化已经从国内政治现象演变为全球治理问题，并在领导力、信任和合作三个层面产生持续影响。
（一）领导力赤字：气候治理的政治基础被削弱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欧美国家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推动力量。现代气候治理理念最早产生于欧美科学界和政策界，欧美国家长期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倡导者和推动者。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基本框架在很大程度上由欧美国家主导构建。无论是全球减排目标设定、碳市场机制设计，还是气候融资、技术合作以及国际监督评估机制建设，欧美国家都在制度创新和规则供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全球气候治理逐步从原则性合作走向制度化合作。欧美国家也是全球绿色转型的重要实践者之一。欧盟率先提出碳中和目标并推进《欧洲绿色协议》;美国虽然政治层面跌宕反复，但在新能源技术创新、绿色金融发展以及低碳产业培育等领域长期处于全球前列。这些探索不仅推动了欧美自身能源转型，也为全球绿色技术进步和气候治理实践积累了重要经验。正因如此，欧美国家内部绿色政治极化所带来的影响已经超越一般国内政治范畴，并直接关系到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稳定性和未来发展方向。
制度本身的存废并不在条款之中，而在主导者的言行之间。国际制度能否持续发挥作用，首先取决于主要国家是否能够维持相对稳定的政策承诺。但随着气候变化问题日益卷入国内党派竞争，欧美国家气候政策越来越受到选举周期和政治极化影响。政策连续性不断下降，国际承诺的可信度也随之削弱。这种情况在美国得到了最典型的体现。奥巴马政府 2015 年推动《巴黎协定》达成，特朗普政府则于 2017 年宣布退出，并于 2020 年正式退出该协定，拜登政府 2021 年宣布重新加入，而特朗普在 2025 年1 月 20 日第二任期就职当天再次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并于 2026 年 1 月正式生效。短短十余年间，美国气候政策出现戏剧性的剧烈波动，反映出气候问题已经深度嵌入美国国内政治斗争之中。欧洲同样面临类似挑战。长期以来，欧盟被视为全球绿色转型的重要倡导者，然而近年来能源危机、经济增长放缓以及极右翼力量崛起不断削弱欧盟内部气候政策共识，部分国家开始重新强调能源安全和产业竞争力。
从国际治理角度看，这种周期性波动带来的最大问题并非具体政策变化，而是国际领导力的持续流失。当主要国家无法保证长期政策稳定时，其国际承诺的可信度必然下降。其他国家也会因此重新评估自身减排责任和政策投入，从而削弱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整体稳定性和有效性。因此，当前全球气候治理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原本承担领导责任的国家自身正在陷入绿色政治极化之中，其政策稳定性和国际影响力均受到明显削弱。
（二）信任赤字：全球气候合作面临新的合法性危机
绿色政治极化不仅削弱了国际领导力，也加剧了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信任危机。全球气候治理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共同预期的合作机制。各国愿意承担减排责任的重要前提之一，是相信其他国家也会履行相应义务。然而，当主要国家的政策承诺频繁变化时，这种合作预期便会受到破坏。
从全球气候合作的角度看，特朗普政府反复退出《巴黎协定》所造成的影响远远超过对美国减排目标的影响本身。它向国际社会传递出一个信号：即使已经达成国际协议，也可能因为国内政治变化而被推翻。这种不确定性大大削弱了国际制度的约束力，也降低了各国对长期合作的信心。欧洲极右翼政党普遍对《欧洲绿色协议》持怀疑态度，认为其加重了工人和农民的经济负担，并呼吁放缓减排目标，甚至废除部分政策，如 2035 年燃油车禁令。一旦这些政党执政，也有可能像美国特朗普政府那样放弃各自国家的气候承诺。
在这种情形下，全球南方国家对发达国家气候治理承诺的怀疑将不断增加。长期以来，发达国家一直强调自身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领导作用，并对发展中国家提出各种要求，倘若其国内政治极化导致许多承诺难以兑现，将严重打击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信任。无论是气候融资、技术转让还是减排责任分担，发达国家在面对发展中国家时都面临越来越明显的信誉问题。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气候治理不仅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当发达国家自身难以维持政策连续性时，其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责任的正当性也会受到质疑。因此，绿色政治极化正在将原本主要存在于南北国家之间的信任问题进一步扩大，并演变为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合法性危机。
（三）合作赤字：全球气候治理的碎片化趋势加剧
领导力赤字和信任赤字最终会转化为合作赤字。在理想状态下，全球气候治理应当建立在共同目标和集体行动基础之上。然而，随着主要国家内部政治极化不断加剧，各国越来越倾向于从自身政治利益出发制定气候政策，而非单纯依据全球合作需求采取行动。这一趋势正在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从统一合作框架向碎片化结构转变。
首先，气候政策越来越受到地缘政治竞争影响。近年来，美国和欧洲相继推出《通胀削减法案》、《大而美法案》、《绿色协议产业计划》、《工业加速器法案》，其目标不仅包括减排，也包括争夺绿色产业竞争优势。气候治理与产业政策、安全战略和科技竞争不断交织，国际合作空间受到挤压。绿色产业政策、关键矿产资源控制以及新能源供应链重构等问题，正在成为国家竞争的新领域。在这一背景下，部分发达国家推动的碳边境调节机制、绿色产业补贴以及供应链本土化政策，虽然以促进减排和绿色转型为名，但同时也带有维护自身产业优势和重塑国际竞争格局的意图。随着绿色转型逐渐与产业竞争、技术优势和国家安全议题相互交织，气候治理越来越被纳入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框架之中。
其次，气候治理正在呈现明显的集团化趋势。不同国家围绕绿色产业链、碳边境调节机制以及清洁能源供应链形成新的利益集团。合作不再以全球公共利益为主要导向，而越来越体现为不同国家集团之间的利益博弈。这一趋势正在深刻改变全球气候治理的运行逻辑，也使许多发展中国家逐渐将气候治理视为新的规则竞争领域，而不仅仅是环境合作议题。由此，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南北矛盾并未随着气候共识扩大而削弱，反而在新的产业和技术竞争背景下呈现出新的表现形式。
再次，全球南方国家开始采取更加务实而谨慎的策略。面对发达国家内部政治不确定性以及国际承诺兑现不足的问题，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倾向于将经济发展、能源安全和减排目标进行综合平衡，根据自身发展阶段、能源禀赋和安全需求制定差异化气候战略，而不再简单接受发达国家主导的治理议程。虽然这种多样化路径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各国现实需求，但也增加了国际协调成本，削弱了全球集体行动能力。当前，全球气候治理面临的挑战已经不只是减排技术问题或国际制度问题，而是政治基础问题，这是一个古老又艰难的问题。当主要国家内部围绕气候问题形成持续极化时，全球合作所依赖的政治共识和制度信任便会不断受到侵蚀。
总体而言，绿色政治极化正在通过领导力赤字、信任赤字和合作赤字三个层面重塑全球气候治理格局。气候激进主义与气候反动主义的持续对立，不仅影响欧美国家内部政策稳定性，也削弱了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有效性。当前全球气候治理面临的核心挑战，已经不仅是如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更是如何在日益极化的政治环境中重建合作基础和治理共识。只有超越激进主义与反动主义的对立逻辑，重新回到务实、包容和可持续的治理框架之中，全球气候治理才有可能摆脱当前困境并实现长期稳定发展。
五、超越气候激进主义与气候反动主义
当前全球气候治理面临的最大挑战，或许已不再是气候科学共识不足，而是气候问题日益卷入身份政治竞争所导致的绿色政治极化。当气候变化从公共政策议题转变为政治身份符号时，任何治理方案都可能被重新解释为政治立场选择，从而削弱气候治理所依赖的社会共识和政策连续性。气候激进主义与气候反动主义的相互强化表明，全球气候治理不仅需要技术创新和制度建设，也需要重建跨政治阵营、跨社会群体和跨国家的合作基础。如何避免绿色转型陷入新的政治极化循环，正在成为未来全球气候治理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中国近年来在推进“双碳”目标和能源转型过程中形成的一些实践经验，在如何平衡发展、安全与减排关系方面，提供了一种不同于欧美极化逻辑的治理思路。
（一）先立后破：超越极化的治理逻辑
气候激进主义的重要特征在于将气候变化定义为迫在眉睫的紧急状态，并据此主张快速而彻底的能源转型。这种治理逻辑强调问题的紧迫性，却低估了转型过程中的现实约束。事实上，能源系统和产业体系具有高度复杂性，无论是能源结构调整还是产业低碳化转型，都涉及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创新、资本投入以及社会适应等长期过程。如果忽视这一过程的复杂性和长期性，试图通过行政命令或短期政策实现快速转型，往往容易导致新的风险和矛盾。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 2022 年 1 月 24 日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的指出，推动能源革命，“要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通盘谋划，传统能源逐步退出必须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础上”。这种“立足实际、先立后破、通盘谋划”的转型原则，本质上体现了一种渐进主义治理逻辑。“先立后破”并非否认能源转型的重要性，而是强调在新的能源体系和产业体系形成之前，不应简单削弱现有支撑体系，其核心目标在于保证能源安全、经济稳定与绿色转型之间的协调推进。与激进主义所强调的“迅速退出”相比，“先立后破”更加注重转型过程中的风险管理和系统稳定性。从治理角度看，这种渐进式转型思维有助于避免气候政策因冲击过大而引发社会反弹，从而减少绿色政治极化产生的可能性。
（二）发展导向：绿色转型的现实基础
欧美气候激进主义之所以容易引发争议，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不断将气候变化问题道德化和身份政治化。随着气候议题逐渐被赋予价值判断属性，政策讨论空间不断收缩，而社会分裂则不断扩大。相比之下，中国气候治理实践更多建立在发展逻辑基础之上。长期以来，中国始终将应对气候变化与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相结合，而不是将其视为独立于发展问题之外的道德议题。在这一框架下，绿色转型不仅是减排要求，也是推动经济结构升级和培育新增长动力的重要机遇。
中国在气候议题上的发展导向具有重要治理意义。它使气候政策更多表现为利益协调和发展选择问题，而不是价值对立和身份认同问题。不同社会群体虽然可能对具体政策存在利益诉求差异，但并不会因此形成明显的政治身份分裂。从这一意义上看，中国经验所体现的并非简单的发展优先逻辑，而是一种将减排目标嵌入发展战略之中的治理思路。这种思路有助于降低气候议题意识形态化程度，并为绿色转型提供更加稳固的社会基础。
（三）技术中立：实现转型的务实原则
绿色政治极化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在于，不同政治力量往往围绕特定技术路径展开竞争，并将某种技术选择赋予意识形态意义。在欧美政治讨论中，尤其是欧美气候激进主义对煤炭的“污名化”或赋予其“原罪”由来已久，核能、天然气、碳捕集技术甚至新能源汽车等问题都曾成为政治争议对象。技术选择越来越受到政治立场影响，而非单纯依据效率和成本进行判断。这种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气候治理的务实性。与之相比，中国气候治理更强调技术中立原则，即不预设唯一正确的技术路线，而是根据不同发展阶段和现实条件推动多元技术协同发展。在实践中，中国既大规模发展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也保持对核电、储能以及传统能源清洁利用技术的持续投入。这种做法体现了一种务实主义取向，其关注点不在于某种能源形式是否具有象征意义，而在于其是否有助于实现减排目标、保障能源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
从全球治理角度看，技术中立原则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由于不同国家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差异巨大，不可能存在适用于所有国家的统一转型路径。如果将特定技术路线政治化和道德化，反而容易加剧国际分歧并削弱合作空间。因此，相比围绕具体技术路径展开意识形态竞争，更重要的是保持开放和包容的技术创新环境，以提高全球气候治理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四）重建共识：超越极化的可能路径
当前，欧美气候政治的主要困境在于气候变化逐渐成为新的身份政治议题。无论是气候激进主义还是气候反动主义，都倾向于通过强化立场差异实现政治动员，其结果是不断扩大社会分裂并侵蚀合作基础。然而，气候变化终究是一个需要集体行动解决的全球性问题。如果气候治理长期陷入身份政治竞争之中，其政策稳定性和国际合作基础都将受到严重削弱。因此，未来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重建跨政治阵营、跨社会群体和跨国家之间的治理共识。这种共识不应建立在道德优越感或意识形态竞争基础之上，而应建立在共同利益、现实需求和技术进步基础之上。
从这一角度看，中国所强调的发展与减排协调推进、能源安全与绿色转型统筹兼顾以及技术中立和务实合作原则，为超越“激进主义—反动主义”对立逻辑提供了一种值得关注的治理路径。它并非否认气候变化挑战的严峻性，而是强调通过更加包容、渐进和可持续的方式推进绿色转型，从而避免绿色政治极化对气候治理造成的持续侵蚀。在全球气候治理进入深度调整期的背景下，如何在减排目标与发展需求之间实现动态平衡，如何在绿色转型与社会稳定之间保持协调推进，如何在政治分歧不断扩大的条件下重建合作基础，将成为未来全球气候治理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关键所在。
六、结语
气候激进主义与气候反动主义之间的张力与博弈，同时也是民粹主义力量与建制派力量之间博弈的一个具体表现，凸显的是全球政治风向转变。当前欧美气候治理困境并不仅源于共识不足、减排成本上升或国际合作失灵，而是在绿色政治不断极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结构性问题。气候激进主义通过危机化叙事和道德化动员推动气候议题进入主流政治空间，但也因其不断强化身份政治和社会对立而诱发反弹;气候反动主义则利用这种社会反弹不断扩大影响力，并进一步削弱气候治理的社会基础和政策连续性。二者相互强化，形成“激进主义—反动主义”的极化循环。也就是说，欧美气候治理所面临的困境本质上是绿色政治持续极化催生的结构性、常态化治理难题，很难通过单纯的技术调整、政策微调或国际协商得以彻底化解，其背后是气候激进主义与气候反动主义两大对立政治力量博弈形成的恶性循环，深刻制约着区域乃至全球气候治理的发展与进步。从这一视角看，全球气候治理未来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并非单纯如何提高减排力度，而是如何在推动绿色转型的同时避免陷入政治极化。中国近年来在推进“双碳”目标和能源转型过程中形成的一些实践经验，虽然产生于不同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但在如何平衡发展、安全与减排关系方面，提供了一种不同于欧美极化逻辑的治理思路。从更广泛意义上看，中国经验最重要的启示并不在于具体政策措施本身，而在于其体现了一种不同于绿色政治极化的发展道路。
中国始终坚持先立后破、发展导向、技术中立的原则，统筹发展、安全与减排三者关系，有效规避了非此即彼的极化治理误区。中国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循序渐进推进能源结构升级、产业绿色转型，既坚守生态减排底线，又保障能源安全、民生稳定与产业平稳过渡，实现绿色转型与社会发展的良性联动，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了区别于欧美极化逻辑的全新解决方案，也为各国破解气候治理极化困境提供了重要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