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中国周边学研究简报》第93期｜孙雪岩：从“大周边”到“关系之学”——评石源华《中国周边学概论》兼论太平洋岛国研究的学科启示
从“大周边”到“关系之学”——评石源华《中国周边学概论》兼论太平洋岛国研究的学科启示
孙雪岩
石源华教授《中国周边学概论》对长期分散于外交史、双边关系、区域研究和政策分析中的中国周边知识进行了系统整合，并将“大周边”等既有主张纳入理论、学科和战略框架。本文借鉴刘中民教授关于中国周边学是一种“关系之学”的概括，认为本书的重要意义在于把中国如何与周边国家相处转化为可以持续展开的学术问题。未来研究还需更充分关注周边国家自身的立场和选择，并通过中小国家和特殊区域的经验深化对关系差异的解释。《概论》已将南太平洋纳入中国周边学的重要次区域。本文认为，南太平洋的意义不仅在于拓展“大周边”的空间范围，更在于通过岛国主体性和“蓝色太平洋”的区域认知，推动中国周边学从空间纳入走向关系解释。
一、立学：从分散的周边研究到关系问题
2026年6月出版的《中国周边学概论》，是石源华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外交史、中外关系史和周边外交研究的系统总结和推进。笔者曾受业于石源华教授，长期关注其周边外交研究，在阅读此书时，能够更清楚地把握这部著作与作者数十年学术积累之间的连续性。全书围绕中国周边学提出背景、基本内涵、历史变迁和关联学科，分别讨论其理论体系、学科体系和战略体系。从全书的整体论述来看，作者关心的并不只是如何界定中国周边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边界，更重要的是如何把长期积累的周边研究组织到一组较为集中的问题之下。《概论》的意义并不只是提出一个新的学科名称，而是力图重新整理中国周边研究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框架。
通读全书后可以看到，作者并非只是将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等不同区域的研究加以汇集，而是试图在更统一的框架下加以组织和理解。过去有关中国周边的研究成果已经相当丰富，但双边关系、安全问题、经贸合作、区域机制和热点事件往往形成各自的研究脉络。《概论》把理论、学科与战略放在同一框架中，使“周边”不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或国家清单，而是成为一个包含历史演变、现实互动和地区秩序的研究空间。
刘中民教授在阅读《概论》后，将中国周边学概括为一种“关系之学”。这一概括对于理解本书的学术取向颇有启发。本文也正是沿着这一思路，将“关系”作为理解《概论》并进一步讨论中国周边学发展的重要线索。这里所说的“关系”，不仅是中国与周边之间既有的政治、安全、经济、社会和制度联系，更重要的是这些联系如何形成、变化并呈现出不同形态。
从这一角度看，中国周边学所关注的，就不只是周边“有哪些国家”，还包括中国与周边之间政治、安全、经济、社会和制度联系如何形成，又为何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特点。更重要的是，这些联系并非由中国单方面塑造，周边国家如何认识中国、如何选择和调整对华政策，同样会影响双方关系的发展。本文所说的“关系之学”，不只是研究中国如何作用于周边，更强调把中国与周边之间的持续互动作为理解周边问题的重要出发点。
二、“大周边”与自主知识体系的框架建构
《概论》的一个鲜明特点，是从历史经验进入理论建构。作者以朝贡体系学、近代中国周边关系的断裂、战后东亚殖民体系的崩溃以及新中国周边外交实践为线索，梳理中国周边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作者并不是试图从传统秩序中寻找可以直接用于当代的答案，而是把中国数千年的周边交往作为需要重新认识和解释的历史经验。书中对朝贡体系采取扬弃的态度，也体现了作者对传统经验及其时代条件的审慎把握。对于一门正在形成中的学科而言，以史立学的意义正在于此：不是证明古今之间存在一条不变的逻辑，而是让今天提出的理论能够面对更长时段、更为复杂的历史事实。
如果说对历史经验的重新梳理增加了中国周边研究的时间纵深，那么“大周边”则进一步拓展了其空间尺度。“大周边”这一概念并非《概论》首次提出。祁怀高、石源华2013年发表的《中国的周边安全挑战与大周边外交战略》已经对“大周边”作出系统讨论，此后的研究又逐渐形成东北亚、东南亚、中亚、南亚、西亚和南太平洋六个次区域的划分。《概论》的推进之处，在于把这一既有主张进一步纳入理论、学科和战略三个层面的系统框架之中。在这一框架下，中国周边学的研究范围横跨印度洋和太平洋，涵盖六大次区域，涉及60多个国家。“周边”不再仅仅等同于陆海接壤的“邻国”，而是一个由地理邻近、利益联系、战略关联和地区互动共同塑造的关系空间。
这种空间上的扩展具有明显的学术价值。它使以海洋联系为主的周边地区、并不与中国直接接壤的国家以及中小国家较为集中的次区域，都能够与传统陆地邻国进入同一研究视野。不过，“大”并不自动等于“深”。研究范围扩大以后，如何在形成总体认识的同时保留不同地区和国家自身的特点，成为一个更需要重视的问题。也正是在这里，区域国别学的重要性进一步显现出来。
《概论》专门讨论了中国学、区域国别学和中国边疆学等关联学科。书中对其做了区分：中国学主要关注中国本体及其文化影响，区域国别学以具体国家和区域为研究对象，中国边疆学更多从内向外观察边界与周边，而中国周边学强调中国与“大周边”之间的关系。这种区分有助于说明中国周边学自身的研究对象和学科特点。但在笔者看来，区域国别学等关联学科的作用，并不止于为中国周边学提供知识上的补充。更为重要的，是让对象国的语言、历史、制度和社会知识真正进入对具体关系的解释，并据此检验研究者原有的判断。区域国别学提供的不只是“关于周边的知识”，更有助于理解为什么中国提出的同一项政策或合作倡议，在不同国家和社会中会被赋予不同的含义，并产生不同的实际效果。
中国周边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是《概论》理论部分的重要关切。书中围绕合作共赢、新安全观、“亲诚惠容”、反对“国强必霸”、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展开论述。其重要意义，在于尝试从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和外交实践中提炼问题意识和理论概念，而不是简单套用既有的外部理论框架。对于一门正在形成中的学科而言，这构成了中国周边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重要起点。至于这些理念如何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经验中得到进一步解释和检验，则是框架建立之后需要继续推进的问题。
三、框架之后：解释力如何深化
作为一部概论性著作，《概论》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为中国周边学搭建基本框架，因此其理论部分较多体现了中国周边外交的理念和实践总结，这与全书“立学”的目标是一致的。在此基础上，一个更具体的问题也随之显现：如何从原则和主张的提出，进一步走向对周边关系差异的解释。读到这里，笔者尤其关注的是，合作共赢、命运共同体、强而不霸等理念，在什么条件下更容易转化为相对稳定的关系实践，又为什么会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产生不同的实际效果。
要回答这些问题，除了对既有政策理念作进一步阐释，还需要结合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经验，分析其中可以反复观察和比较的作用机制。比如，同样是发展合作，为什么有些项目能够逐渐形成较为稳定的制度联系，有些却更多受到领导人更替和国内政治变化的影响;同样面对实力不对称，为什么一些国家更多将对华经济联系理解为发展机会，另一些国家却更容易产生安全上的疑虑;地区组织、国内政治以及第三方力量，又会在什么条件下影响合作的进程和结果。必要时，也可借鉴人类学多点民族志对政策、项目和行动者跨地域流动的追踪方法。通过跨地区、跨案例的比较，把这些差异背后的条件和机制进一步梳理出来，可以为中国周边学在已有框架基础上发展更具解释力的中层理论提供经验基础。
另一个需要继续深化的问题，是如何理解“中国视角”。中国周边学当然首先产生于中国自身的问题意识，但“中国视角”并不意味着只能从中国一侧叙述和解释周边关系。张蕴岭先生在2018年的“中国周边学”笔谈中即提出，中国周边学应有新的视角和视野。这一提醒意味着，周边研究不能停留于单向的中国视角，而需要更加充分地理解周边国家自身的认知和选择。笔者在早年的研究中，也曾尝试借鉴人类学的视角来理解政治与外交问题，尤其关注行动主体自身的认知、经验和意义体系。回到中国周边研究，这一尝试仍可提供一些有益的启发。
借用人类学的“主位观”来看，理解周边国家不能只观察其对中国政策作出了怎样的反应，还需要从当地行动者自身的认知和意义体系出发，考察它们如何理解自身处境、如何界定利益与风险，又如何认识中国及其提出的合作倡议。任何政策进入具体国家和社会之后，都会经过政府、议会、地方社会、企业、媒体以及地区组织的理解和再解释。周边国家并不是单纯接受外部政策的对象，它们可能接受、协商和调整，也可能重新界定甚至拒绝某些倡议。进一步理解其自身的问题意识、概念体系和价值排序，并考察这些认知与选择如何反过来影响中国的政策及双方关系的发展，有助于使“关系研究”不只停留在中国如何作用于周边，也能够进一步解释中国与周边如何在持续互动中相互认识和彼此塑造。
长期以来，中国周边研究更多关注大国关系、热点地区和高政治议题，这当然有其现实原因。但如果理论认识主要从中美、中俄、中日、中印等关系中提炼，力量对比、安全关切和战略竞争就容易成为理解周边关系的主要解释框架。相比之下，中小国家的经验往往会使另一些因素变得更加突出，如议程设置、制度运用、身份认同、发展需求、地方社会以及多元伙伴关系等。中小国家并不是“大国关系”的缩小版。它们对于中国周边学的意义，也不只在于补充更多国别案例，而在于帮助研究者重新审视一些主要从大国关系经验中形成的认识：哪些判断具有较强的普遍性，哪些其实受到国家规模、地区环境和具体社会条件的限制。在这个意义上，区域国别研究的深入，能够为“大周边”的总体框架提供更细致的经验基础，避免把一些主要从大国案例中形成的认识当作理所当然的普遍假设。
四、南太平洋与中国周边学的关系解释
南太平洋在全书中并不只是作为六大次区域之一被简单列举。《概论》第九章第六节“中国与南太平洋区域国家关系”对这一地区在中国周边研究中的位置作了进一步展开。
作者从这一地区长期被视为世界“边缘”写起，继而讨论其战略价值的上升以及中国与南太平洋关系的历史演变，并将新时代中国的南太平洋区域外交概括为中澳关系、中新关系和中国—太平洋岛国关系三个板块。作者还明确指出，南太平洋具有不同于其他周边区域的特点，是中国周边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问题。此前有关中国周边学的讨论中，也已经出现从这一视角研究太平洋岛国的专门文章。因此，今天需要推进的已不是“把南太平洋纳入中国周边学”，而是进一步回答：南太平洋究竟作为一种怎样的“周边”进入中国与周边关系之中，其特殊性如何进入中国周边学的解释框架。
同时，太平洋岛国也逐渐形成了较为清晰的地区自我认识。太平洋岛国论坛发布的《2050年蓝色太平洋大陆战略》开篇便将“蓝色太平洋大陆”称为本地区共同的家园、海洋、土地和遗产，并围绕政治领导力与地区主义、以人为本的发展、和平与安全、资源与经济发展、气候变化与灾害、海洋与环境以及技术与互联互通等方面提出共同议程。2018年的《博伊地区安全宣言》又明确把气候变化视为太平洋人民生计、安全和福祉面临的“最大威胁”。这些表述说明，岛国对于本地区安全与发展的理解，有着自身的重点和次序。相比之下，外部国家在讨论南太平洋时，往往更关注军事准入、港口用途、警务合作和地缘竞争等问题。二者的关注重点并不完全一致。
对于中国周边学而言，更需要解释的是，这种差异如何影响中国与南太平洋岛国之间的互动。当中国从“大周边”的视角认识南太平洋，而太平洋岛国以“蓝色太平洋”来理解自身时，双方的关注重点在哪些方面能够相互衔接，又可能在哪些方面存在差异?中国外交部2022年发布的对太平洋岛国立场文件，已经将气候变化、海洋环境、防灾减灾、医疗卫生等纳入合作内容，这说明中国同岛国的合作并不局限于传统安全领域。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中国是否注意到了岛国的这些关切，而在于相关合作能否与岛国自身的地区议程和制度安排形成有效衔接，并在当地社会获得相应的理解和认同。
这一问题也使“小国主体性”变得更加具体。太平洋岛国虽然不具备与大国相当的物质能力，但并不意味着它们没有自己的行动空间。它们可以借助太平洋岛国论坛、国际气候谈判、国际法以及多元伙伴关系提出议题、形成集体立场，并争取更有利的谈判条件。此外，外部倡议进入岛国之后，还会受到国内政治、地方社会、传统权威和既有地区关系的影响。因此，一项政策在双边层面和地区层面产生的效果未必完全一致：政府间合作进展顺利，并不意味着地区层面不存在疑虑;一些规模并不大的气候合作项目，也可能因为与岛国共同议程高度契合而获得更积极的评价。
南太平洋的意义，不止于说明这一地区为何应进入中国周边研究。它触及的是中国周边学从“扩大研究空间”走向“解释关系差异”的理论边界。把关系作为重要研究对象，意味着不仅要关注中国提出了什么政策，还需要解释这些政策进入具体社会之后如何被当地行动者理解、调整和重新定义，以及这些反应又会怎样影响中国后续的政策选择。南太平洋的土地制度、殖民历史、教会网络、气候脆弱性、地区身份以及同澳新等传统伙伴的联系，也不能只作为一般性的“国情背景”出现，因为这些因素本身就可能影响项目执行、风险认知和关系稳定性。在这样的分析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围绕议程适配、在地嵌入和地区组织的中介作用等具体问题，发展能够接受经验材料检验的中层理论。
五、结语：“周边中的中国”
《中国周边学概论》的重要价值，在于把多年来有关中国周边学的讨论，以概论性专著的形式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整合，并进一步推进了这一领域的体系建构。它以“大周边”拓展了传统以地理相邻为基础的周边范围，又从理论、学科和战略三个方面搭建起较为完整的研究框架，并将历史经验、重要概念、跨学科研究和史料建设等内容纳入同一研究视野。本书并未止步于提供一套关于中国周边的理论框架，更重要的是，它集中呈现了这一学科今后需要长期面对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对于一门仍在发展中的学科而言，能够明确研究方向和基本问题，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的奠基性工作。
基本框架建立之后，学科的发展还需要不断深入。合作共赢、命运共同体等理念，需要放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经验中加以观察和分析;中国自身的问题意识固然重要，周边国家的立场、选择及其对地区关系的影响同样不能忽视。南太平洋为此提供了一个很有意义的观察窗口。今天讨论南太平洋，重点已经不在于它是否可以被纳入中国周边研究，而在于这一地区以怎样的方式进入中国与周边的关系之中。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也因此不限于用中国自己的概念认识和解释周边，还应包括对周边国家自身认知的理解：它们如何认识自己、如何看待中国，以及这些认识和选择如何影响彼此关系的发展。
“大周边”拓展了中国周边研究的空间范围，在此基础上，对周边的认识还应进一步进入具体而多样的关系之中。中国周边学所要认识的，不只是“中国眼中的周边”，也包括周边国家眼中的中国，以及双方在长期互动中如何相互影响、彼此塑造。“周边中的中国”由此可以成为深化中国周边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也使“关系之学”的含义更加具体。
作为学生，笔者更愿意把这部书理解为石源华教授留给后来研究者的一份问题清单，而不是一套封闭的答案。真正值得继承的，也不只是书中提出的若干概念，更是作者数十年持续积累和深耕所形成的问题意识与治学方式：将历史经验、现实外交与区域国别知识结合起来，在不断变化的中国与周边关系中持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在长期研究中不断深化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