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探究史前史》读书汇报

《如何探究史前史》读书汇报

 

在读完《如何探究史前史》之后，我将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分享我的读书心得。

 

一.种族、语言和文化

 

在研究史前时期不同人群的体质特征与演进规律上，体质人类学具有其独特的优势，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四点：

 

一是人骨保存条件比较苛刻，证据相对较少。

 

二是不同人种体质特征的相似与他们实际的亲缘关系不一定具有必然联系。一般情况下，我们可能认为两个人种相似的原因更多在于他们拥有共同的祖先，是族群的迁徙导致了人种的分化。但实际上，这也有可能是两个相互独立的人种在环境相似的情况下平行进化的结果。如果能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也就可以避开这一思维陷阱。

 

三是仅通过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我们无法准确重建历史事件。我们可以检测出人种在生物学、遗传学等方面的变化，但新人种是从何而来、什么时候来的，我们仍难以得知。

 

四是古代人群与现生人群的体质特征比较时，变量难以控制。我们无法保证基因库在这么多年中完全保持不变。

 

在语言与传播方面，在古代，技术性术语通常会传播得更远更广。尤其在史前时期，社会的生产力较为落后，技术性术语功能性和实用性较强，通常在短期内就能带来实际利益，因此受到史前人类的青睐，传播得更远、更广。另外，我们不能把语言的传播只作为人群迁移的结果来解释。尽管同样表现为技术的传播，其背后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我们要仔细分辨它究竟是随着人群迁移的结果，还是只是技术在不同人群中传播所导致的。

 

在这里，我们还需要提及有关种族语言和文化对应关系的问题。我们会下意识认为，不同群体之间的相似性能够证明这些人群和文化拥有共同的起源，它们的发展是一个由一到多的过程。但实际上，不同部落文化的相似性可能是史前期晚期共同发展的结果。如易洛魁文化，它的发展反而是由多到一的过程。所以，不同人群之间种族、文化和语言上的差异，并不都是同一分化过程的产物，三者均为独立的变量，必须根据其自身的证据来加以考察。

 

二.社群与文化

 

考古学文化通常会与留下实物遗存的社群联系起来，但相似的实物遗存，并不一定指向同一文化共同体。比如，相同资源条件的同一区域被不同社群使用后，有时会导致相似的遗址功能，这使得实际归属不同社群的遗址容易被划分至同一个考古学文化中，以至于被认为是同一社群的产物。同样，一个社群的实物遗存面貌可能会因为在不同季节下进行不同生计活动而具有较大的差别，它们则容易被归为不同的考古学文化。所以，某考古学文化无法自动等同于任何特定的社会单位，考古学文化的划定主要基于考古遗存特征上的相似性。我们在平时的学习和工作中，也要牢记这一点，不能不加思考地认定某一个考古学文化等同于某一社群。

 

20世纪中旬，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开始注重过程主义，考古学也不例外。书中以奥吉布瓦民族陶器的传统特点阐明相同类型器物的历史意义可能会因不同文化而异，特定类别物质文化的历史意义在每个文化中未必相同，只有知道某些东西在其社会里的功能意义或作用，才有可能了解某项特征的历史意义。【1】这一观点其实就是很典型的过程考古学的主张，较为重视人地关系与文化间的功能适应。

 

三.文化变迁

 

通过对实物遗存的分析，我们可以提取这些遗存的特征信息，进而对遗存背后的文化进行探索，并逐步开展关于文化变迁及历史关系的研究。在考古学中，文化变迁的现象屡见不鲜。文化变迁与文化特征传播和人群迁移密切相关。传播的类别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初级传播，它发生于特征发明的文化内部;一种是次级传播，是特征向文化外部的扩散。前者的传播概率大于后者，因为某一新特征在相同文化背景下接受度应该会更高一些。除此之外，传播和迁移的区分同样重要。传播包括了意识的扩散，而迁移是指人群的移动。两者都不是彼此发生的必要条件，传播不一定会包括迁移，迁移也不一定伴随着传播。

 

那么，具体来说，我们又该如何证明两种文化是存在历史关系的呢?

 

第一，不同文化的器物或特征在式样和功能上真正类似，且拥有共同的非功能性标准。相较于功能性标准，当两个文化拥有共同独特的、非功能性的特征时，似乎能更合理地推断它们之间存在某种历史关系。若将两个文化中的陶器进行对比，如果仅通过对罐、碗等类陶器的功能性特征进行分析，我们显然难以窥见不同文化之间的历史关系。因为罐、碗这类日常用品，都具备相似的形制，在不同文化中一般拥有相同的功能。但是，如果这些陶器上存在着各种纹饰，我们就可以通过对这类非功能性特征的分析，推测文化特征可能的传播过程，发掘不同文化之间的历史关系。

 

第二，我们要证明被比较的器物不是趋同演化的产物。如果两个文化中的某种器物具有各自的来源与发展序列，即使它们十分相似，也不能断定它们一定具有某种历史关系。

 

第三，文化特征在传播过程中会留下痕迹，但我们也要注意时间的先后。在这里，我举一个大汶口文化拔牙习俗的例子。与大汶口文化类似的拔牙习俗，在浙江良渚文化、福建昙石山文化、广东石峡文化中都能见到，而结合时空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拔牙习俗的出现在北方早，越往南越晚。所以，我们可以推断这一习俗是从大汶口一路向南传播的。

 

第四，当中间地带无法做考古调查时，我们应更多依赖历史关系的证据，特别是如农作物、语言等具有明显特征性质的证据。

 

关于文化变迁的类型，书中将文化变迁归为七种类型：一是一群人及其文化被另一群人及其文化完全取代(如一群人驱逐另一群人);二是一批有组织的人群迁徙到一个新地区(如征服者和统治者、臣民、平等交往等);三是大批人群有组织的迁移，但移入地的文化很少变化(如迁移者未携带多少文化、原有文化可能不适应移入地、迁移者更认同新文化等);四是无组织外来者的移入(可能体现为一部分人被同化，一部分人保留原有文化的某些方面);五是无组织迁移接纳移入地的整体文化(如迁移者认为移入地更优越，或囚徒、奴隶、劳工等);六是特征传播(如人口非永久性移动);七是独立发明。

 

在这些文化变迁类型中，我认为第三点和第四点尤其值得注意。这两个特征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不易分辨。比如，唐人街的形成。迁移者到达陌生环境以后，会倾向于寻求文化认同感与安全感。所以即使是无组织地迁移，也有可能形成唐人街等华人聚集地，所以在实际过程中，我们要灵活运用这些特征。

 

四.社会发展

 

在对史前社会发展进行研究时，我们第一个要提到的就是社会结构。本书在第五章提到了一个观点，即认为某文化中存在女性雕像并不一定是母系社会结构的证据。红山文化就是一个典例。这一文化出土了很多的女性雕像，因此不少人认为红山文化是母系社会，甚至是母系社会的全盛时期。但从女性雕像的起源来看，从新石器时代起，就有以生育女神来象征农业上的丰饶崇拜和地母崇拜。故此，女性雕像或许仅仅是从生育意义出发来象征农作物的生长和收获，与社会尊重妇女具有一定关系，但与妇女社会地位的高低并没有必然联系。可能女性地位较高，受到人们尊重，但权力却是由男子掌握。【2】另外，红山文化遗址内的几座中心大墓，墓主是男性而非女性。根据体质人类学的相关研究，如果红山文化是母系社会，那么积石冢群内的女性人数是会占绝大多数的，可能只有极少数的男性或没有男性。但实际上，根据积石冢群出土人骨的鉴定结果，男性至少占了一半比例，所以我们认为红山文化并不一定就是母系社会。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举埃及的例子，埃及第一王朝崇拜的是女性天神，但作为埃及实际统治者的法老是男性，故埃及此时也不是母系社会。

 

第二个要提到的概念是“复杂社会”。这里的“复杂社会”是本书作者对任何大体具有“文明发展”“国家起源”“城市社会兴起”这些特征的社会的总体表述。我们需要清楚文明、国家与城市是三个不同的概念，不能作为同义词来对待。文明一词的意义，必须从结构上，而非根据某些特定文化物品的存在或缺失来定义。比如西方对文明的定义是金属工具的出现、文字的发明和国家的形成，但是随着考古资料逐渐增多，我们认识到一些文明并不完全符合这一定义，比如玛雅文明没有金属工具，印加文明也没有文字。目前，国际上对于文明起源、发展的探讨仍在继续，中国的考古学家们也在通过不断地理论探索和实践，寻找属于我们自己的文明理论。

 

五.感想总结

 

我分享的内容，大多都是一些容易让我们陷入思维怪圈的观点。也希望在读完本书后，大家不仅可以收获到探究史前史的方法，也要开拓视野，摆脱从前的固化思维模式。在进行理论学习的时候，不要“妄自菲薄”。我们要学会用我们熟知的语言理解西方术语，例如西方的“社群”就类似我们的“聚落”，“传播”类似于“文化因素分析法”。最后要提及的是考古学比较讲究孤证难立，如何把握客观和解释的度，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需要让证据之间进行对话，如果能够运用不同的证据，从不同角度进行解释，最终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将会更有说服力。

 

最后，我将引用许宏老师的一句话来结尾：“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获知当时的真相，但仍然怀着最大限度迫近真相的执着。”

 

【1】詹姆斯·V·赖特对17世纪安大略北部的奥吉布瓦游群进行了研究。这一游群以狩猎采集为主要生活方式，他们的陶器传统明显缺失本土特点，更多反映了他们与该地区以外群体的接触。该现象反映了陶器在奥吉布瓦游群中的地位相对不重要——这与处于奥吉布瓦游群南面的、以陶器为族属划分的敏感标志的易洛魁文化显然不同。

 

【2】段渝：《西辽河流域早期文明的起源》，《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第38-58页。

 

文字来源:智照敏

转载自：青年考古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