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树海教授

[作者简介］杜树海，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暨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郭健新，德国美因茨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

一、综论

南岛语族（Austronesian）是一个主要由语言使用状况来定义人群的概念，即操南岛语的人群。南岛语系（Austronesian family）包含1200种以上的语言，仅次于世界第一大语系尼日尔-刚果语系；而且，它还是世界上唯一分布于海岛之上的语系。其分布范围北起中国台湾，南至新西兰，西抵马达加斯加，东至复活节岛。操这些语言的人口达4亿以上。南岛语族并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学上的概念，一直以来其在民族文化上的相似性也引起了学者重视。如鲍尔迪（Julian Baldick）便认为南岛语族的古代宗教有三个重要特征，即二次葬、猎头习俗与农业节庆。

在如此广袤的地域范围之内，不同人群居然操着如此相似的语言，这自然引起人们对其共同起源的推测。因此，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遂成为一个多世纪以来语言学、考古学等不同学科研究的重点与热点。于此议题，贝尔伍德（Peter Bellwood）与白乐思（Robert A. Blust）等的“出台湾”说是目前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根据贝尔伍德等人的研究，这个过程可以概括为：5500年前来自中国华南地区带有亚洲颅骨特征的农业人群跨海进入中国台湾地区，在4200年前他们进一步跨岛抵达菲律宾地区，3500年前其中一支航行至关岛地区。其他人群继续南下，在婆罗洲北部分为两支，西支经过巴拉望、沙捞越，到达西爪哇、苏门答腊；东向一支经婆罗洲东部，至苏拉威西、东爪哇、马古鲁群岛北部。3400年前，南岛语族到达巴布亚新几内亚北面的卑斯麦群岛，3100年前高速扩散至“斐济-汤加-萨摩亚三角地区”，随后更是深入太平洋上的波利尼西亚各岛屿。

因为现今这些地区的人群绝大多数都是操南岛语，故学者曾认为是南岛语农业人群替换（replace）了原来的澳斯特罗-巴布亚（Australo-Papuan）人种的狩猎采集人群。贝尔伍德认为南岛语族的到来，标志着前述广大地区进入新石器时代。他们带来农业知识和家养动物，以及一系列的新工具。例如红衣陶、磨制石斧、纺锤轮等。他们还具备高超的独木舟制作与航海技术。南岛语族在扩散过程中也在不断因应环境做出生计方式上的调适。当他们深入太平洋后，水稻种植便逐渐被放弃，代之以园艺农业与块茎作物，主要产品包括：香蕉、椰子、面包果、芋头以及薯蓣等。

既然跨过中国台湾海峡的南岛语族是农人，那么他们的源头又在何方呢？贝尔伍德认为应该是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在距今9000-5000年前，中国中原地区的人口增长了10~50倍。当时人口增长主要源于农业生产体系的建立，这种农业是以驯化农作物与动物为特征的。在6500年前的长江下游地区，驯化稻种植已完全胜出野生果实的采集。于是这种携带农作物种子、家养动物以及刻画纹与点状纹（齿状纹）陶器的人群便沿着海岸南下福建。但这种史前人群移动绝非我们今日所见的那种大规模难民运动，而是小规模、连续的浪潮式人群迁徙。在这条“南岛之路”上，距今7000到5000年的浙江河姆渡、田螺山等遗址便是一些标志性据点。

当最初的南岛语族（ProtoAustronesian）登上海岛之后，他们的扩散明显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与节奏性。戴木德（Jared M. Diamond）、白乐思与格林（R. C. Green）等人将之归纳为两“暂停”（pause）、两“爆发”（pulse）的模式。2009年格雷等人（R. D. Gray）用基于贝叶斯算法的系统发育树方法，重建南岛语的谱系树。此谱系树也验证了南岛语发源于中国台湾及其经历的暂停、爆发模式。这个模式的大致内容为，南岛语族先民行进开始后，第一次暂停发生在进入中国台湾岛之后，持续了1300年左右，在这段时间内南岛语族似乎没有任何的扩散迹象。随后而来的是一次快速扩张历程，时间跨度在1200年之内，南岛语族实现了从菲律宾北部到波利尼西亚西部7000公里的跨越。考古资料显示，3000年前南岛语族到达此前无人居住的新喀里多尼亚、瓦努阿图等地。在这次大爆发后，南岛语族又经历了一次长暂停，直到距今1800-1200年前，他们才再次扩散至东波利尼西亚的塔希提、库克群岛、马克萨斯群岛、夏威夷以及新西兰。这种“暂停-爆发”模式反映了航海技术对人类迁移能力的制约。两次长暂停均是因为造船与航海技术的限制，而两次大爆发则分别得益于舷外支架木舟（outrigger canoe）在菲律宾北部的发明，以及双船体木舟（double-hulled canoe）在波利尼西亚西部的发明。

综合观之，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研究明显呈现学科主导的现象。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语言学方面，进入70年代之后，大量考古资料的发掘出土为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张提供了大量物质证据。进入21世纪，分子人类学，特别是古基因组学研究的加入，则为南岛语族的研究注入了新的动能。目前该领域获得广泛认同的学说是贝尔伍德等人主张的“出台湾”说，下文笔者将论述不同学科领域已有的相关证据与研究成果，并分析与此观点不同的重要争论，最后阐述一些新认识与新解释。

二、语言学：从语言追踪起源与扩散

17、18世纪来往于太平洋、印度洋的西方航海者最早发现，在西至马达加斯加，东至波利尼西亚如此广阔的地域之内，人们所使用的语言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1838年著名学者威廉·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首次把这种广泛分布的语系命名为“马来-波利尼西亚语”（Malayo-Polynesian）；1906年民族学、语言学家威廉·施密特（Wilhelm Schmidt）建议使用“南岛语”以代替马来-波利尼西亚语，因为从字面上看，后者无法涵盖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等地区的语言。

早在19世纪末，荷兰学者柯恩（Hendrik Kern）就对110多种南岛语言中的30组同源词进行了研究，据此构拟出原南岛语（Proto-Austronesian），并对南岛语族的原居地进行了推测。他根据原南岛语中的甘蔗、椰子、香蕉等词汇推测原居地应该属于热带；又通过鲨鱼、章鱼、海龟以及船等词汇，推测原居地应该为沿海地带。他还构拟出稻、米、狗、猪等词汇。结果，他将原南岛语族的居住地追溯至中南半岛越南南部及其邻近地区。柯恩的研究很快被推翻，因为他并未将中国台湾地区的南岛语考虑入内，所以即使推测正确的话，他得出的也不过是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的原居地，而非整个南岛语族的。不过，柯恩建立的“原语（Proto-Language）构拟-原居地推测”方法却为后人一直沿用。因其主要依据动物、植物词汇判定，故又被称为“语言古生物学”（Linguistic Palaeontology）。

20世纪70年代，语言学家鲍雷（Andrew Pawley）等采用相似方法构拟了南岛语族原初的社会经济状况：他们有混合式的经济，以农业和渔捞为基础，但通过狩猎和树果的采集加以补充。20世纪80年代初，白乐思对南岛语族的原居地进行了再次构拟，认为这里的植物包括竹子、荨麻、蕨类等，动物有鹿、淡水鳗鱼、野猪等，农业作物和家养动物有粟、稻、甘蔗、猪、狗等，当地有刀耕火种农业的迹象。最重要的是，当地应在太平洋台风带，具有明显的季节温差。据此，他把南岛语族的扩散地区推至中国台湾及其邻近地区。

其实，20世纪50年代之后，语言学家可资利用的研究工具已经开始增多，萨丕尔（Edward Sapir）的历史语言学理论就是其中之一。萨丕尔认为，对具有同源关系的语言进行分类，可以按照谱系树的样式进行，那么根部的主要分支（major divisions）就是最古老的分化，而根部主要分支的分布地就很可能是整个语言的最早扩散地。亦即，根部语言最为多样、最为集中的地区极可能是语言的起源扩散地。根据这种理论，舒特勒（Richard Shutler Jr.）最早将中国台湾认定为南岛语的起源地。不过，将这种方法运用到极致，全面构建南岛语的谱系树，充分论证南岛语及其人群扩散于中国台湾地区的还属白乐思。

语言学家相信现在的所有南岛语都是由一种存在于距今6000-5000年前的原南岛语发展演化而来的。1977年白乐思指出原南岛语生发为四大分支，即泰雅语、邹语、排湾语与马来-波利尼西亚语。其中马来-波利尼西亚语包含除中国台湾以外的所有南岛语种。后来白乐思又认为中国台湾岛上的14种土著语言构成原南岛语的六大分支，而马来-波利尼西亚语仍属单独的一支。他的最新研究结论是，原南岛语共分十大分支，其中九支分布于中国台湾岛，唯一一支原马来-波利尼西亚语迁离中国台湾，形成所有其他南岛语。南岛语在中国台湾本岛发生了方言化的转变，而在迁离之后则不断分裂。原马来-波利尼西亚语便分裂为西部马来-波利尼西亚语（West Malayo-Polynesian）和中、东部马来-波利尼西亚语（Central-Eastern Malayo-Polynesian），前者包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西部、东南亚大陆、马达加斯加、帕劳、马里亚纳群岛地区的南岛语，后者包括印度尼西亚东部、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除马里亚纳群岛之外）、波利尼西亚地区的南岛语。因为原南岛语生发的根部九大分支均分布于中国台湾，故这里毫无疑问应是南岛语的扩散地。

白乐思的成就是建立南岛语谱系树的层级体系，而他的依据则主要在于不同语言之间的语音变化。在中国台湾南岛语中，存在C与t、L与n以及S与h的语音区分，语言学家据此构拟的原南岛语也存在这种区分。然而在中国台湾以外的所有南岛语中，C与t、L与n以及S与h分别合并为t、n以及h，因此白乐思将这种变化视为“共享创新”（shared innovation）。“共享创新”正是定义一个语言次级群体（subgroup）的重要标志。在贝尔伍德看来，上述“创新”很大可能发生在第一批迁离中国台湾岛的南岛语族之中，亦即操原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群体中。然后，它又被所有其他南岛语次级群体（sub-group）所继承。很明显，白乐思等的语言学方法与理论受到生物学的影响，他们把语言的演化视为类似基因遗传的性质，发生突变的个体会将此遗传信息完整地传递给所有后代人群。

白乐思等人还提出了一个辅助性的语言学证据。在南岛语中广泛存在弦外支架木舟的同源词，但在中国台湾的南岛语言中却缺乏此类词汇，它们似乎只能推到原马来-波利尼西亚语。这就说明上述舟船同源词是南岛语族迁离中国台湾母体之后产生的，相应的航海技术亦应是如此。反过来说，这也证明中国台湾是南岛语的最早扩散地。李壬癸虽认为中国台湾南岛语存在舟船同源词，但他也承认，目前材料着实有限，更没有足够证据证明这些同源词可以推至最初的原南岛语。

白乐思对南岛语时间深度的判定是结合考古资料进行的。根据考古学的测年，发现于斐济、萨摩亚的拉皮塔文化（也是当地最早的人类遗址）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因此现今当地的南岛语中太平洋分支（central Pacific subgroup）的时间深度当在3000年以上，亦即原中太平洋南岛语（Proto-central Pacific）存在于3000多年前。利用这个基点时间，再结合语言本身的分裂、演变规律，就可以计算出原马来-波利尼西亚语、原南岛语等的存在时间。研究欧洲语言的学者发现，语言每经过1000年的时间，其基本词汇的保留率为81%，亦即替换率为19%。因此，经过同源语言之间的词汇统计、比较和运算，就可以算出两者之间的时间距离。鲍雷发现从原南岛语到原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的演化发生了15%~30%的词汇替换，他便将这个过程等同于1000年左右。而从原马来-波利尼西亚语到原大洋洲语（Proto-Oceanic）只发生了12%的词汇替换，这说明南岛语族从菲律宾北部到以俾斯麦群岛为中心的地区是极其快速的，用时较少。

2009年，格雷等人基于贝叶斯算法构建的南岛语系谱系树，结合了可以进行准确时间定年的刻本、碑铭类中文、爪哇文献以及考古资料，再次印证了南岛语起源于中国台湾岛的假说。而且，这种方式还给南岛语演化的一些关键节点予以了时间定位，例如，原南岛语存在于距今5100-5200年之前，原马来-波利尼西亚语存在于4000年前。

前文论述了语言学家从南岛语内部去追寻语言起源、扩散的过程，其实要说明南岛语的起源、扩散，还可以有“外证”的办法，亦即通过研究其与周边语系的关系，来说明其来源区域。早在20世纪初，学者就已经注意到其与东南亚、东亚大陆上的语言之间的关系。1906年，施密特提出南方超级语系（Austric super family）这一历史语言学概念，并认为其分为两大支系，一为包括东南亚北部孟高棉语、印度东部蒙达语等在内的南亚语系，一为南岛语系。

1942年，本尼迪克特（Paul Bennedict）研究发现南岛语与泰语（壮侗语，Tai）、加岱语（Kadai）存在同源关系，后来他将南岛、壮侗、加岱甚至苗瑶语统一归类为澳泰语系（Austro-Tai）。他认为在400多个作为例证的词根中，许多词根的系统语音对应关系已经明确。他还构拟了澳泰语的一些基本词汇，如水田、米、甘蔗、水牛等。因此，他认为“如果我们承认这三个语系（指壮侗、加岱、印尼语）在发生学上有联系，我们必须把它们分散的中心定在中国南部地区的某些地方”，“操原始印尼语的人民是从中国南部海岸，也许经过海南岛往北迁移到台湾，往东迁移到菲律宾，往南迁移到越南、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和马来半岛”。

尽管本尼迪克特的结论并未得到国际学界一致认可，但国内学者显然更为认同其观点，许多学者还围绕前述观点进行了详细论证。1988年，倪大白认为从南岛语（以印度尼西亚语为代表）到壮侗语，虽经历了从多音节到单音节、从无声调到有声调的重大变化，但壮侗语同源词的基本面貌仍源自南岛语。1992年邓晓华的研究表明壮侗语与南岛语确实存在同源关系，证据是二者都有一批反映原南岛人文化的底层词，这些词属于日常生活基本词汇，借用的可能性很小。文中举出的“手”“我”“水”等词在两种语言中具有明显的同源关系。

后来，倪大白还将南岛与壮侗语中更多的语言纳入比较范围，双方基本词汇的同源关系就显得更为明显了。例如，双方在鼻子、眼、舌头、肩膀等名词上就存在确凿的同源关系。雅洪托夫提出壮侗语与南岛语语音对应的一条准则，即壮侗语同源词往往跟南岛语双音节词的第二个音节对应，为同源词词根，而南岛语的第一个音节或丢失，或成为壮侗语同源词的复辅音。2011年邓晓华等运用语言学、分子生物学与考古学证据论证了壮侗语与南岛语的分离时间，即距今6000年前。综上，壮侗语与南岛语同源的观点已基本成为国内学者的共识，这为论证南岛语起源、扩散于中国台湾及邻近地区提供了新的证据。

进入20世纪90年代，汉语与南岛语的关系开始被学界重视。沙加尔（Laurent Sagart）最早提出汉（语）南（岛语）同源说，他认为汉语与南岛语之间具有成型的语音对应规律，非常相似的中缀变化，包括封闭性词类和一般的基本词汇的词汇对照，表明二者之间很大可能存在发生学关系。语音对应方面，汉语的单音节词与南岛语多音节词的最后一个音节对应；中缀变化方面，古汉语中缀-j-、-r-分别与南岛语中缀-in-、-ar-对应，例如，在古汉语中当词根是动词，插入-j-可表示承受者，或动作的工具、手段，而南岛语中-in-亦有类似的作用。沙加尔认为汉语-南岛语发源于距今8000-7000年前的黄河中游地区，当地已经开始种植水稻、小米，并有凿齿等习俗。

萨加尔甫一提出汉-南同源学说，中国学者就给出了较为正面的回应。邢公畹认为：“从我能同意的例子看，就足以说明汉语与南岛语是从一个共同祖语——原始汉澳语（Proto-Sino-Austronesian）衍生下来的。”邓晓华也发现一批闽、客（家）汉语方言与南岛语的同源词，并认为这反映了南方汉语中有不少古南岛语的成分。

除了南岛语与壮侗、汉语的比较研究之外，自20世纪80年代起，“超级语系”的理论又重新焕发生机。库勒（E. Schiller）提出超级南方大语系（Macro-Austric），其中包括南岛语、南亚语、汉藏语、苗瑶语和泰-加岱语；张郑尚芳和潘悟云主张壮侗语在前述语言之间起着桥梁关系，其他语言与其具有同源关系，结果是所有语言之间互有同源关系，他们共同组成华澳语系。邢公畹也曾提出如此假说：“在人类语言史上有两支规模最大的语系，一支从南向北延伸，叫作印度欧罗巴语系；一支从北向南延伸，叫作汉藏泰澳语系。”前述超级南方语系、华澳语系等超级语系的假说还存在不同反对意见，但即使各种语言之间不是同源关系，而是借贷关系，那也是发生在很久远的时代。这也能说明南岛语与东亚、东南亚语言之间的紧密联系，同样可以为南岛语发源、扩散于中国台湾及其邻近地区提供强大证据。

总之，无论是根据同源词汇构拟原居地环境，还是南岛语本身的系谱特征，抑或其与周边语言的关系，相关研究都将南岛语的起源、扩散地指向中国台湾及其邻近地区。这样的研究结论也已获得国际学界的公认，成为论证南岛语族起源、扩散于中国台湾的最重要证据。没有人群流动的语言传播与替换并不为学界所接受，尤其是处于史前时期，这更加不可能。

三、考古学：南岛语族迁徙的物质遗存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前，有关南岛语族起源、扩散的考古研究主要集中在石器方面。在海尼-格尔顿（Robert Heine-Geldern）、拜尔（H. O. Beyer）以及鹿野忠雄的研究基础上，林惠祥于1958年发表《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文化特征之一：有段石锛》一文，从石器工具的角度，全面、细致地论证了南岛语族林惠祥当时的用词为“蒙古利亚种海洋系”（Oceanic Mongoloid）。的起源与扩散。他首先将广泛发现于中国东南地区、东南亚海岛以及太平洋岛屿上的有段石锛分为三种类型：（1）初级型，是指石锛背面已经有了中脊，将背面分为两段，但此时仍是手提不装柄；（2）成熟型，背部分段更为明显，有脊或有沟，可以装柄；（3）高级型，装柄处被石锯锯成深凹，棱角整齐、便于装柄的精致石锛。继而他认为：“大陆上的型式是以初级、中级阶段的为多，菲律宾、太平洋诸岛的以高级为多，故应大陆发生然后传于海岛。”这一过程伴随人群的迁徙，“蒙古利亚种海洋系（Oceanic Mongoloid）由亚洲北部到中国大陆，再南下到南洋群岛，最后再由南洋群岛东部向东迁徙到波利尼西亚各岛去”。林惠祥根据有段石锛提出的南岛语族起源、扩散路径与当下学界主流观点十分相近，但是提出的时间却要更早。

到20世纪80年代，张光直参考已有语言学研究成果，从考古学角度将南岛语族的扩散定位到中国台湾大坌坑文化以及海西的富国墩文化。他认为：“台湾的南岛语族说明台湾是整个南岛语族最早起源的地区的一部分；向上推溯四五千年所得的大坌坑文化很可能是原南岛语族的代表或一部分的代表；隔着台湾海峡的富国墩文化如果可以进一步地证明是大坌坑文化的一部分，那么原南岛语族的老家便推上了大陆的东南海岸。”

除了石器，陶器特别是红衣陶也是印证南岛语族起源、扩散的重要证据。根据洪晓纯的研究，“红衣陶是在陶器成形、阴干之后，使用铁含量高的细黏土与水混合，再像面霜一样涂抹、覆盖在陶器表面。待细黏土层干燥之后，这些陶器便可以磨光、再烧制成为细致的红色”。她认为，由于红衣陶主要出土于南岛语族分布区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少见于同时期的邻近地区，例如越南北部、日本南部或澳大利亚，这些恰为语言学的非南岛语族分布区。因此，这类陶器在各个岛屿群之间依照年代先后渐次出现，就成为辨识新石器时代亚太区域间族群迁移路线的重要指标物。东亚区域内红衣陶大致发源于华东、华南地区，浙江上山、跨湖桥出土的距今约有9000年，广东咸头岭出土的距今约有7000年，江西中部出土的红衣陶距今约有6000年。随后，中国台湾大坌坑文化出土了距今5000多年的红衣陶，它们的形制与广东珠江三角洲出土的非常相似，都是粗绳纹和刻画纹样式。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台湾地区红衣陶的形制逐渐向细绳纹和素面红衣陶转变。在距今4000年前后的讯塘埔、潮来桥遗址中，考古发现有大量的素面红衣陶。

4000年前素面红衣陶出现在菲律宾北部的巴坦群岛（Batanes），贝尔伍德认为正是在这个时间，南岛语族带着农业生计方式与素面红衣陶传统从中国台湾出发，跨过巴坦群岛到达吕宋地区。最后，他们到达印度尼西亚中部和东南部：距今3500年及之后，素面红衣陶到达东婆罗洲、爪哇东部、马古鲁群岛以及帝汶岛等地。

距今3800年前后，在菲律宾北部吕宋岛的卡加延河谷地区，红衣陶的形制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人们在陶罐上部刻画、压印形成圆圈状或圆点状的图案，并用石灰填充这些纹路，以突出显示它们。刻画与压印纹在6500年前的中国南方地区就已经存在，菲律宾北部发现的石灰填充纹路方法反映了在此基础上的本土创新。该项创新应该跟南岛语族久远的食用槟榔习俗密切相关。嚼食生槟榔时，需用石灰涂抹于荖叶之上，再用其包裹槟榔食用。20世纪60年代在菲律宾西南巴拉望（Palawan）岛发现了东南亚最早使用石灰的证据。在当地数座洞穴墓葬里均发现了装有石灰的魁蛤贝容器。其中一座共出土6件贝容器，它们的年代测定为4630BP+/-250。该墓的男性墓主年龄约为20~30岁，身高179厘米，牙齿有明显因嚼食槟榔而染色的情形。

红衣陶在菲律宾北部形成的创新，被认为是南岛语族挺进太平洋深处路径的重要标记。马里亚纳群岛位于菲律宾以东2000公里以外，由关岛、天宁岛以及塞班岛等十几个岛屿组成。当地最早的考古器物包括3500年前的红衣陶、石斧（锛）、贝珠以及鱼钩等，红衣陶带有点状齿纹等图案以及石灰填充物。目前尚无证据表明这些岛屿在此之前已有人居住，因此这些器物应是3500年前突然出现于此的，几乎没有本地发展起来的可能性。据此学者认为它们是南岛语族从菲律宾北部迁徙至此时携带来的。另外，这样的结论也得到语言学方面的证据支持。当地的查莫罗语（Chamorro）属于马来-波利尼西亚语，这种语言已经从中国台湾的南岛语分离出来，但又不具有南岛语大洋洲分支的特征。因此，它极可能位于南岛语较为根部的分支，即生发于原马来-波利尼西亚语，从菲律宾北部迁出。

红衣陶还进入太平洋地区的美拉尼西亚、波利尼西亚，形成独具特色的拉皮塔文化。拉皮塔文化因其最早发掘地——新喀里多尼亚的拉皮塔而得名，出土器物包括石斧、片石工具、贝类刮削器以及贝类饰物等。其中，最有特色的是陶器，它们大多覆以红衣，外表有刻画纹、点状压印纹、带状几何图案，以及闻名于世的人面纹。有的陶器纹路里也填充有石灰。这种文化分布于西起巴布亚新几内的穆绍岛，东至波利尼西亚的萨摩亚，西部器物的最早年限在距今3500年左右，东部的在3000年左右。学者发现拉皮塔文化出土的器物均属精美的高级阶段，亦可谓之全盛阶段，在本地没有从低到高的逐步发展痕迹，因此判定它是一种移民带来的文化，应与南岛人群的扩散有关。另外，这些器物一般都出现在美拉尼西亚地区的海岸地带，刚好与现今南岛语族的居住范围重合。而在巴布亚人居住的内陆地区则几乎没有拉皮塔文化遗存的发现。

如果把菲律宾北部、马里亚纳以及拉皮塔文化的陶器放在一起检视，那么研究者会发现六个共同“外来”因素，包括施以红衣、填充石灰、圆圈标志、水平带状纹饰等。这样明显的物质文化特征真切地反映了南岛语族这一人群的迁徙路径与活动范围。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研究南岛语族通往波利尼西亚的路径变得越来越清晰，贝尔伍德在印度尼西亚东部的岛屿上进行了大量的发掘，发现了与拉皮塔文化非常相似的饰红衣侈沿陶罐和碗，陶器与贝珠、贝镯、贝刀、贝刮削器的组合也和拉皮塔文化一致。除了从菲律宾北部南下，通过印度尼西亚东部的路线外，还有一条线路也被学者提出，即如前文所述的，从马里亚纳群岛南下至美拉尼西亚、波利尼西亚。

拉皮塔文化地理分布还促使研究者提出“开往波利尼西亚的快车”假说。南岛语族最早到达俾斯麦群岛在距今3500年前，他们出现在“斐济-汤加-萨摩亚三角区”的时期约在距今3000年前，在这500年时间内他们跨越了4500公里。史前人类的这种迁徙速度令人震惊，故被比作“快速列车”。

依据人类骨骼遗骸所做的体质人类学研究也为南岛语族的起源、扩散提供了重要依据。就欧亚大陆东部（主要包括中国、大陆东南亚以及海岛东南亚等区域）史前时期的人类迁徙而言，体质人类学界存在著名的“二层”假说。这种“亚洲人”（Asian）、“蒙古种”（Mongoloid）以及农耕者代替澳斯特罗-巴布亚人、“南方种”（Australoid）以及狩猎采集者的假说，自20世纪50年代起就有学者提出，但是，利用大量体质人类学数据将之加以证明却是近年的事情。

2020年，日本的松村博文等人基于考古发掘获取的人骨遗存以及现代人群样本的颅骨形态测量数据，说明了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在欧亚大陆东部演化分布的“二层”模式。距今6.5万~5万年以前，“第一层”现代人经东南亚大陆向东、向南扩散，他们与现今安达曼人、澳大利亚土著、巴布亚人的祖先等最为接近。中国境内的山顶洞人、柳江人以及东南亚“和平文化”（Hoabinhian）人群即属第一层；距今约9000年前，拥有东北亚血统的“第二层”现代人出现在中国中部地区，并于距今4000年前后向南扩张至东南亚地区。中国稻作和粟作农业的发展，在“第二层”人群的出现及其后裔往东南亚的扩散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涉及的早期农业群体包括河南贾湖、浙江河姆渡、福建昙石山等遗址相关人群。总之，松村博文等人认为前述现象反映了带有先进陶器和石器传统、农业经济、定居聚落形式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地理扩张过程。这类新石器时代文化最早可上溯至中国长江流域，尔后向南扩散，经中国华南、东南亚，最后抵达太平洋-大洋洲地区。

具体到南岛语族地区，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东南部的哈尼茂洞穴（Gua Harimau）遗址出土从旧石器时期到新石器时期的人类骨骼遗骸84具，通过对这些遗骸的颅骨测量，可以发现在地的“二层”代替。早期哈尼茂洞穴人（即前新石器时期）的颅骨形态与更新世晚期、全新世早期的“和平文化”人群以及澳斯特罗-巴布亚人类聚；而晚期哈尼茂洞穴人（金属时期）跟现今苏门答腊人、马古鲁人、菲律宾人以及中国台湾布农人具有亲缘关系。研究者还进一步发现，若以福建溪头遗址出土的人骨遗骸为新石器中国南部人群的代表，那么新石器中国南部人群就与现今南岛语人群以及晚期哈尼茂洞穴人具有紧密的亲缘关系，这进一步证实了南岛语族起源于中国南部。

伴随着南岛语族对澳斯特罗-巴布亚人的替代，葬姿习俗也在发生变化。在中国台湾东南台东县小马洞发掘出6000年前的人骨遗骸，经研究发现属于澳斯特罗-巴布亚人，葬姿为蹲踞式。而在5000年前以来的新石器时期乃至金属时期，当地的葬姿逐渐转变为舒展的直肢葬。哈尼茂洞穴遗址中的葬姿习俗存在同样的演变过程。在葬姿转变前后，陪葬习俗也在发生变化，之前往往无任何陪葬品，之后则有各种陶器和穿戴饰品作为陪葬品。

南岛语族向南推进过程还带来部分与“身体”相关的习俗。考古工作者在爪哇中部地区发掘了一具距今约3000年的遗骸，发现其侧门齿在生前即被凿掉，而且在牙齿上面还留有因咀嚼槟榔而形成的污渍。这种凿齿习俗在4000多年前的中国台湾大坌坑文化晚期也有发现，甚至可以向上追溯至距今6000多年前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最后，在黄河下游的大汶口等考古学文化中发现其源头。一直到近代，不同地区的南岛语族仍然保留有凿齿习俗。例如，在中国台湾邹族中，12~15岁的青年会凿掉侧门齿和犬齿；而在瓦努阿图，当女孩七八岁时，会去掉上排的两颗门齿。

总之，20世纪70年代以来，南岛语族地区考古发掘的大量开展，为奠基于历史语言比较方法的南岛语族起源、扩散研究增添了更多的实物证据，也为南岛语族起源于中国东南地区勾画了更为清晰的路线。物质文化方面的高度统一性无法用简单的文化交流、借用来解释；体质方面的变化，也无法完全用在地演化来解释。整个过程毫无疑问包含了史前时期人群的物理流动，亦即表现在人类基因上面的替换与混合。

四、基因组学：南岛人群扩散和演化的直接证据

21世纪以来，人类基因组测序以及众多地区特异性族群全基因组测序的成功开展，为跨学科研究族群起源、迁徙、演化及混合历史提供了高精度的分子手段“金标准”。并且，随着二代测序技术在最近十多年里的发展，古基因组学借助测序技术的发展而迅速崛起，古DNA研究不仅为人类整体的起源和演化历史提供重要参考，还为解决一些例如语言起源、古代人类迁徙等具有争议的问题提供了更加科学有力的证据。在探究南岛语族的族群演化及其与周边人群的共时和历时关系中，父系Y染色体DNA、母系线粒体DNA和相关区域的古人类全基因组是最为主要的研究对象。

早期的基因组学研究主要基于母系线粒体DNA和父系Y染色体等单系遗传标记。南岛语族起源问题相关的母系线粒体DNA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国台湾“中研院”的主题计划“台湾与东南亚南岛民族的生物与文化类缘关系之研究”，以弥尔顿（T. Melton）等为代表的学者从线粒体DNA中发现现代南岛语族以B4、B5a、F1a、F3b、E和M7等单倍群为主，均与中国华南的壮侗语人群的母系遗传结构较为接近；而另一些线粒体DNA研究则认为南岛语族与东南亚岛屿人群关系更密切，起源于印度尼西亚东部。近期，新石器时代早期至铁器时代早期线粒体古DNA研究则支持了南岛语始祖人群与中国华南沿海人群的密切关系。以Gua Cha洞、Loyang Ujung洞、Hon Hai Co Tien等遗址为代表的东南亚人群与以汉本、公馆等遗址为代表的中国台湾人群的线粒体古基因组数据，进一步细化了现代南岛语族母系单倍群的起源与扩散过程。其中中国台湾早期铁器时代人群的主流单倍群B4a1a支系的研究最为值得关注。此支系早期分支出现在中国台湾高山族中，大洋洲现代南岛语人群中发现的高频母系类型“波利尼西亚标记”（Polynesian motif）也属于B4a1a支系，现代菲律宾人群主流的B4a1a下游单倍群则处于谱系树中承接中国台湾和大洋洲南岛语人群的中间位置，这反映了母系单倍群B4a1a自北向南的扩散过程。

在利用Y染色体追溯南岛语族的源流方面，现代南岛语族的单倍群类型大多都可以追溯到中国。华南沿海的大陆和岛屿族群，以及东南亚南岛族群中都高频出现了Y染色体SNP单倍群O1及其支系，其中的O1a-M119是中国台湾南岛语族的主要Y染色体单倍型，平均为77%，这一单倍型在壮侗语人群和马来人群中分别约占20.5%和21.2%，远高于其他东亚人群。通过Median-Joining法构建的三个人群之间Y染色体单倍群O1a*-M119支系的网络结构图也显示，壮侗语人群处于网络图的中心，分别与马来人群、中国台湾高山族共享单倍型，而马来人群与中国台湾高山族之间几乎没有共享单倍型。且基于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现代族群的单倍群频率构建的主成分分析也显示，相比其他东亚、东南亚人群，华南壮侗语人群和南岛西群的马来人群、中国台湾高山族具有强烈的遗传亲缘性，这印证了语言学上同源词构拟得出的壮侗语与南岛语具有相似性这一论述。虽然从父系遗传结构分化距离上看，南岛语族支系的马来人群并非直接起源于中国台湾南岛语族人群，马来人群与中国台湾高山族间的分化差异远远大于与壮侗语人群的分化差异，但以上足以说明二者分别独立起源于中国的壮侗语人群。

此外，在汉藏语族群中高频出现的O2*单倍群也在中国台湾高山族、壮侗族群和苗瑶族群中以高频或中等频率出现。现代南岛语族主要的父系单倍群O2a2b2-N6可以追溯到华北东部沿海地区，反映了父系单倍群O2a2b2-N6从中国东部沿海起源并扩散到中国台湾、东南亚和大洋洲地区的过程。

基于Y染色体DNA的南岛语族奠基者父系研究也为南岛语族的复杂演化历史提供了更为精确的时间框架。单倍群O1a-M119支系是南岛-壮侗语人群最重要的奠基者父系，在现代南岛语人群和壮侗语人群之间共享了很多下游支系。这种共祖关系具有多个历史层次和复杂谱系关系，反映了多批次的分化。目前年代最早的距今8000多年的“亮岛人”古DNA父系单倍群为O1a2-M110，其对现代的壮侗语和南岛语人群都有很大的遗传贡献。从其谱系结构上看，中国华南壮侗语人群的单倍群支系反而是南岛语人群的下游分支。

另一南岛-壮侗语人群重要父系单倍群支系O1a1a1a-F140，根据时间框架则可能在距今6000年前后在长江下游地区分化，其中南岛语人群的独特分支O1a1a1a2-YP4610和壮侗语人群的独特分支O1a1a1a3-N8间是兄弟关系。考虑到来自华东沿海迁来的另一奠基者父系O2a2b2-N6，南岛语人群和壮侗语人群的共同始祖群体，至少是三个祖先人群混合的结果，且其混合的过程暂可判断出两个大致时间——距今8000多年以“亮岛人”单倍群O1a2-M110为主体的始祖群体在东南沿海生活了至少2000年后，以单倍群O1a1a1a-F140为主体的始祖群体在距今6000年前后的长江下游地区与早期人群发生混合，再继续南下；另一以O2a2b2-N6为主体的始祖群体则沿华东沿海扩散，与东南沿海地区当地人群继续混合。

在全基因组水平古今人群DNA研究方面，利普森（Mark Lipson）等早在2014年就研究了56个分布于东南亚岛屿的南岛语人群。对比东南亚、中国台湾的南岛语人群以及南亚语人群全基因组芯片数据，研究者发现其所研究的东南亚南岛语人群与中国台湾的南岛语人群具有强烈的亲缘关系，同时也接受了来自中南半岛操南亚语人群的遗传贡献。但对于这一南亚语人群遗传贡献的来源目前尚不清楚，有可能是东南亚岛屿在南岛语族迁徙之前就已有操南亚语人群的存在；抑或是南岛语族经由中南半岛走廊而后再扩散至印度尼西亚东部地区。

随着南岛语族相关古基因组学研究兴起，古今南岛语族基因组的整合研究弥补了前期仅依靠现代南岛语族基因组的缺憾。相关的古人类全基因组研究最先开始于现代南岛语族分布最为广泛的太平洋群岛，自2016年第一批与南岛语族相关的瓦努阿图和汤加拉皮塔文化古人类DNA数据公布以来，研究者们陆续对亚洲东南至太平洋沿线的中国台湾岛、菲律宾群岛、关岛、华莱士群岛、俾斯麦群岛、瓦努阿图、汤加等地距今3100-150年的古人类进行采样和DNA分析，全面、系统地展示了南岛语族在太平洋岛屿上的迁徙与扩散。研究发现，与早期拉皮塔文化有关的远大洋洲人群的祖先，在距今约5000年前以“快速列车”模式从中国台湾扩散至菲律宾和关岛地区，再经西美拉尼西亚，最后到达远大洋洲的汤加、瓦努阿图。但在近、远大洋洲（Near ＆ Remote Oceania）的现代人群中也发现有一定比例的古巴布亚人群的遗传贡献，这些古人群在南岛语族未到来之前便已生活在新几内亚高地。因此，研究者们再进一步分析了距今2900-150年前的瓦努阿图古DNA全基因组，他们发现巴布亚人群的相关血统在距今2300年前左右到达瓦努阿图、汤加。

在扩散的“源头”地区，通过分析距今3500-2000年中国东南沿海的古人类全基因组，王传超等发现中国台湾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铁器时代早期人群和现今台湾南岛语族的遗传连续性，以及和广东等地区的现代壮侗语人群之间密切的遗传亲缘性；并且，通过把中国台湾南岛语族古DNA纳入东亚人群演化体系构拟的人群混合模型分析，可以看到来自华北粟黍农业人群相关的20%~30%的遗传贡献。这一现象也与考古学上论述的华北粟黍农业文化南下，并在长江中游和东南沿海形成广泛的稻粟混作区的趋势一致。

中国的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区是南岛语族先民进入中国台湾和东南亚的主要通道。在分子人类学领域研究南岛语族的源流问题，将包括壮侗语人群在内的华南人群，以及中国其他南方地区古DNA数据包括在内是十分有必要的。目前相关工作正在逐步展开，我们相信随着基因组学技术手段的继续进步及其在亚洲东南海岸人群起源迁徙研究中的持续应用，将为研究者们在人群遗传结构层面探究南岛语族语言演化假说和相关考古学文化变迁提供更多直接证据。

五、争论与新解释：多学科视野下的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

从过往研究来看，通过单一学科探索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存在着各种争议，而近二十多年来南岛语族迁徙与演化的多学科交叉研究为研究者们提供了更为全面的视野，特别是在探究缺乏历史文献记载的早期南岛语言和文化演化，以及南岛语族先民迁徙、与周边人群融合方面。以语言学、考古学为重点的南岛语族起源“科际整合”相关研究探索了包括中国华南与东南亚、大洋洲新石器至早期铁器时代土著文化的海洋联系。遗传学谱系和古今基因组的群体分析为南岛语诸人群的演化历史提供了较为精确的时间框架，区分了不同历史时段的人群分化、混合事件以及多个可能的始祖群体，并为语言学、考古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提供真实可靠的人群历史背景。跨学科的探索为南岛语族人群起源地、人群扩张驱动力、语言扩张与人群迁徙关系等争论提供了新解释。

在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议题上，如前所述，语言学早在19世纪下半叶就进行了探索，随后考古学也加入进来，逐渐形成了东南亚群岛起源的“南来说”（包括“新几内亚说”“马来说”等），和华南大陆起源的“大陆说”（包括“亚洲东南海洋地带”“农业-语言/族群共扩散”“南岛-壮侗一体”等）。  

其中早期的语言学研究受限于语言材料和研究视野，部分支持“南来说”，并在20世纪50年代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以戴恩（Isidore Dyen）为代表的语言学者收集“斯瓦迪士200基本词表”内的南岛语词汇，进行比较研究，并根据“语言最分歧的地区最有可能是该语族的起源地”的迁移理论，提出新几内亚-美拉尼西亚地区是南岛语族最有可能的起源地。与此同时，本尼迪克特和奥德里库尔（André G. Haudricourt）等提出了另外一种，也是目前在学界更为主流的“大陆说”。通过比较南岛语和壮侗语近30个同源词，本尼迪克特等论证了二者的同源关系，进而提出南岛语族的起源地应该在亚洲大陆东南沿海一带。这一观点也逐步得到倪大白、邓晓华、蒙斯牧、沙加尔等语言学者论著的支持，南岛-壮侗语的亲缘关系，及其背后所反映的南岛语族大陆起源日渐清晰。

考古学研究更早关注到的是有肩有段斧锛器遗存和在新石器时代起源、青铜与早期铁器时代繁盛的印纹陶文化在亚洲东南海洋地带的空间分布。以林惠祥、凌纯声为代表的中国学者自20世纪30年代起就已经对此做了初步的探索，二者分别以“亚洲东南海洋地带”和“亚洲地中海文化圈”的概念对其进行阐释。这一在亚洲与大洋洲之间、亚洲大陆东南与周邻岛群之间的中国东海到南海水域，自远古以来就是文化交流、传播的纽带，也是亚洲海洋文化一体化的熔炉。

20世纪50年代，在南岛语族语言学研究“南来说”的影响下，以索尔海姆（Wilhelm G. Solheim）和秦维廉（William Meacham）为代表的西方学者，从考古学文化遗存的角度论证南岛语族起源于菲律宾群岛南部和俾斯麦群岛，并认为其在迁徙过程中受到中国华南沿海文化的影响。索尔海姆还提出“Nusantao”概念（南岛语词根中“nusa”代表岛屿，“tau”代表人），意即南岛语族自始至终都是岛民及其后代。他从贸易语言的角度阐释南岛语的谱系关系和演化进程，进一步建构了“岛民海洋贸易与交通网络”（Nusantao maritime trade and communication network)这一概念。“岛民海洋贸易与交通网络”在考古学遗存上表现为越南与菲律宾境内的沙黄-卡拉奈陶器传统（Sa Huynh-Kalanay pottery tradition）和拉皮塔陶器传统（Lapita Pottery tradition）。但随着更多的考古发掘和南岛语言学研究的转向，这一理论被认为存在固有的学术缺陷，也缺乏考古年代学的支撑。而且，学界通过对东南亚地区53个遗址沙黄-卡拉奈陶器传统的分析，发现沙黄-卡拉奈陶器作为贸易交换的跨区域流动所需付出的航行成本远高于收益，索尔海姆据此论证的“岛民海洋贸易与交通网络”更可能与近代人类学研究中的美拉尼西亚“库拉圈”相近，反映的是贵族式的礼仪性交换体系。

在越来越多考古学材料发表和语言学、考古学“科际整合”研究的趋势下，以贝尔伍德等为代表的考古学者、语言学者提出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的“出台湾”说。这种学说的理论基础在于“农业-语言/族群共扩散”理论。该理论拟测了南岛语族先民的“农耕”“新石器时代”等文化特征，结合中国华南、东南亚史前考古学文化谱系和颅骨形态学的“二层”模式，他们认为“农耕”“新石器”的南岛语族先民不同于该地带旧石器、中石器或“和平文化”阶段的采集—狩猎人群。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总体上就是前者对于后者的替换。综合最新研究成果，特别是分子人类学关于人类古DNA的研究，我们认为“农业-语言/族群共扩散”和“二层”模式所支持的“南岛语族考古学(Austronesian Archaeology)”仍然简单化了南岛语族形成的多层次、大时间尺度的复杂过程，需要对其进一步加以修正、提升。

早在20世纪初，奥本海默（Stephen J. Oppenheimer）就通过研究基因标识“波利尼西亚标记”（Polynesian motif），挑战了“农业-语言/族群共扩散”学说。“波利尼西亚标记”（即线粒体DNA单倍群B4a1a1）高频分布于波利尼西亚及周边人群中，在有的偏僻岛屿地区甚至高达100%，故有此称。奥本海默认为“波利尼西亚标记”在此地有着5000年之久的历史，在海岛东南亚与大洋洲的分界地区华莱士线附近则有万年以上的历史。虽然，它的上游支系在东南亚以及中国台湾地区，但是，在“农业-语言/族群共扩散”学说的时间框架之下，南岛语族挺进波利尼西亚的历史最多3000多年，两者显然相互矛盾。据此，他还提出所谓的“慢船”（slow boat）理论，强调南岛语族在太平洋热带地区停留已久。

近年来，来自“源头”地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研究，进一步印证了这种观点，即南岛语族先民的行进时间需要提前，最初他们也不是四处寻求土地的农民。2011年，在福建省连江县马祖列岛的亮岛发掘出土两具人骨遗骸，被称为“亮岛人”。其中“亮岛1号”距今8300年，其线粒体DNA单倍群类型为E，介于E与E1之间。这种单倍群的下游分支分布于中国台湾、菲律宾、马来半岛、东南亚岛屿、马里亚纳群岛，甚至远到马达加斯加、俾斯麦群岛。这一带正是南岛语族分布区，而在东南亚半岛的南亚语、泰-卡岱语人群中则没有分布。在前述地区的人群中，中国台湾高山族与“亮岛人”的遗传距离最近，菲律宾往南则表现出越来越远的距离，这很好地说明了人群的移动进程。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单倍群E的上游支系M9广泛分布于东亚大陆，中国青藏高原、云南等地也存在M9的根部支系，而它本身却未在中国其他地区发现，这说明“亮岛人”的后代很有可能于8000年前已经踏上南岛之路。

2020年付巧妹等人发现，原来被归为“二层”模式中第一层（即狩猎采集的澳斯特罗-巴布亚人种）的“亮岛人”并没有明显属于“第一层”的遗传信息，反而与现今东亚人群、南岛语族有着直接的遗传关系。换言之，“亮岛人”虽从事狩猎采集生计，但却是南岛语族的先民。这也就修正了原来的“农业扩张学说”，再次印证了南岛语族先民行进的发起时间。

2016年进行的一项综合Y染色体、线粒体和全基因组DNA数据的研究，也得出“海岛东南亚与中国台湾在新石器时代之前已建立共祖关系”的结论，其具体时间也是在8000年前。在这项研究中，“4000-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移民”这一观点也得到证实，但它被认为还没有第一次那么显著。

如果把南岛语族行进的启动时间提前，那么最早的先民便不是承受土地稀缺压力的农人，而是适应海洋生态特征的狩猎采集者与渔民。“亮岛人”的食物构成便主要是景天酸代谢植物（CAM plants，如菠萝等），动物蛋白则来自海鱼。根据洪晓纯等的研究，7000-5000年前华南沿海地带形成了“富裕”村落体系，这里的人居住在较大的村子里，有正式的墓地与精致的陶器。但是，他们并不从事农业，其生计活动包括：采集热带可食性植物和狩猎陆生动物，同时也稳定地依赖海洋贝类和鱼类资源，甚至摄取海洋鱼类营养的比重大于前者。焦天龙等虽认为在南岛语族先民扩散的关键时期，他们的食物生产水平是很低的，聚落的规模和密度都很小。但他得出的结论也是：不可能用农业的高度发达造成的人口密度压力来解释南岛语族先民的海洋扩散，海洋适应是他们不断向太平洋扩散的主要原因。

总之，贝尔伍德等人的“出台湾”说得到越来越多不同学科证据的支持，但受制于“农业-语言/族群共扩散”理论的限制，该学说仍有值得修正之处。南岛语族先民行进时间需要提前与拉长，语言的扩张时间要明显落后于人群的扩张；土地索求与人口增长的推动力解释并不全面，南岛语族先民来源更为多样，包括了狩猎采集者与渔民；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并非单一事件，他们的行进是波浪式移民潮，甚至有回流现象，前文所揭示的南岛语族与壮侗语人群的父系遗传关系便是很好的例证；南岛语族并非完全替换先在人群，还包括混合与交融，后来人群也可能融合进南岛语族。这种程度因地域不同而有较大差异，例如菲律宾境内的尼格利陀人（Negrito）便更多地保留了原澳斯特罗-巴布亚人群的生物特征。

就如同印欧人起源与扩散以及印欧文明的研究一样，南岛语族的研究同属世界级课题。针对中国文明对外交流的研究，已有成果多集中于研究西部地区，东南地区则被认为受海洋阻隔，对外交流匮乏。因此，南岛语族研究可以丰富社会各界对人类社会起源与人类文明传播、交流、融合的认知，也将改变人们的文化认同与地缘观念。

[致谢：范志泉、陈瑶、张晨、邓婉文曾为本文提供意见建议与资料援助，谨表谢忱］

原文载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引用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为阅读方便，注释从略，请以正式出版刊物为准。

转自：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