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建设 | 昝涛：浅谈“区域国别学”的“初心”问题
2024-03-07
【编者按】 今年是北大的学科质量年。将聚焦基础、交叉、传承与创新，加快推进顶尖学科建设，带动北大学科实力的整体提升。学科质量提升将为北大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区域国别学是一门新设立的一级学科，对北大探索交叉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北京大学》校报特约相关专家学者撰文，谈对本学科的建设展望。本期推送昝涛教授署名文章，以飨读者。
区域国别学是交叉学科门类之下设立的一个新的一级学科。既然是新兴的交叉学科，那么，它的“初心”是什么？这里所说的“初心”，指这个学科最初设立时的基本考量。简单来说，其实就是它的现实性，毕竟，与很多其他的传统学科相比，区域国别学不是自然而然经由学术的发展而产生的。
区域国别学能够成为一级学科，主要是由具体的现实需求所推动的，这就是国家的需要。在中国快速成长为一个重要的世界性大国的过程中，各个领域也需要同步发展，一些长期跟不上步伐的，就需要抓紧时间补上。区域与国别研究事关涉域外的知识生产，也就是关于其他国家和地区乃至关于全球的知识生产，生产与这些相关的知识，目的是要“匹配”得上中国在世界秩序中已经取得的地位以及相应的需求。这应该是区域国别学能够成为新的一级学科的现实性原因，也就是它的“初心”。
既然区域国别学不是一个自然而然地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传统意义上的学科，既然它是一个和中国的现实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重要领域，那么，在大学的现行体制下，它又该如何安放呢？大学的建制主要是围绕着传统学科而设计的。因而，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化”很可能主要是从大学的现行建制角度来考虑的，毕竟，在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和教育体制之下，区域国别学要快速、安稳地发展，就不能不充分考虑到“学科”与教育/学术资源分配的关系问题。这大概是有关方面推动区域国别学“学科化”的“初心”吧。因涉及到多个学科，把区域国别学放在交叉学科门类之下是有其道理的。
通过上述简单的回顾，我们发现，“学科化”其实不是区域国别学的“初心”。易言之，“学科化”，或者说在交叉学科门类下设立一个作为一级学科的“区域国别学”，实际上是推动和发展服务于国家现实和长远需要的区域与国别研究的一个手段，是为了使已经在各个层面或领域中存在的某种区域与国别研究发展得更好。也就是说，按照传统学科的方式、路径和要求去搞“学科建设”，不应该是区域国别学的“初心”。
与前述的“初心”相关，作为一个涉及多学科的领域，区域国别学有没有可能也存在一些基本的东西？我想还是有的。既然它是为了因应中国的现实的和长远的需要，而它又是在中国的这个有自身特色的体制中发展起来的，所以，它的立足点和服务对象本身就使其具有了某种特殊性。比如，它需要研究者在观察外界的时候，意识到自己的出发点就是视角（以中国为方法），并就这一前提做出实质性的阐释；而它的对话对象，首先也是已经大量存在的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知识产品（不管是现代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的，还是后殖民主义的，抑或是全球主义的），而这种对话到底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学术性结果，是否能够做出与西方“和而不同”的区域国别研究，还需要中国研究者在未来做大量有意识的实践。
所谓与西方“和而不同”，主要表现应该就是更多地发掘中国传统的理论和价值并使其社会科学化，从而成为观察和研究外界的理论工具，形成某种实质性的文明对话，同时，也要强调反帝反殖的“第三世界”/发展中世界/“全球南方”的主体性，以及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经典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这些宏大的、根本性的问题，可能才是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在起步的时候需要思考的基本问题。简言之，它的“灵魂之问”就是研究者到底是不是真的认同“自身”。
北京大学是一个有着深厚的人文社会科学积淀的著名高等学府，尤其是在与西方学界对话方面，有着显著的历史性特色。无论是传统学科的优势，还是较高的国际声望，都使北京大学具备了推动和发展区域国别研究的较好基础，通过对自身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更有效率的平台建设等方式，北京大学理应在区域国别学的议题设置、国际对话、服务国家等方面做出更大贡献。
[ 本文首发于《北京大学》校报2024年2月25日第1655期头版“‘学科质量年‘系列笔谈”栏目。]
转载自：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