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少峰 辛绍睿：南太防长会议，地区安全架构“防务支柱”？

2025年10月22日至24日，第十届南太平洋国防部长会议（SPDMM）在智利举行，澳大利亚、智利、法国、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和汤加等成员国的国防部长和代表悉数出席会议，日本、英国和美国派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参会。在所罗门群岛推动建军等区域态势变化的背景下，SPDMM所承载的政治意义及战略走向日益成为关系地区安全的重要因素。

 

南太平洋岛国斐济。

 

机制缘起与制度演进

 

SPDMM由澳大利亚于2013年发起成立，创始成员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汤加、智利、法国。首届会议提出了两项合作主线：一是建立信息共享与政策协调机制，二是通过联合演习提升协同作战能力。2017年的奥克兰会议决定吸纳斐济为正式成员，确定成员国将在联合作战层面开展区域性合作。2019年的楠迪会议将会议由每两年举行一届变更为每年举行一届，强调加强与大洋洲军事情报局会议的合作，扩大太平洋四国防务协调小组的职能范围，将“妇女、和平与安全”列为常设议程。2021年会议吸纳日本为观察员。2023年是SPDMM成立十周年，会议同意建立南太平洋国防部长会议学术网络，以推动技术与创新领域的研究成果共享，并首次将宗教信仰因素纳入会议讨论范围。2024年奥克兰会议提出建设“太平洋防务信仰网络”，将其作为强化地区纽带的重要手段，并承诺与太平洋岛国论坛建立定期交流机制，以提升地区部队的联合部署与快速反应能力。

 

纵观十届会议发布的公报，SPDMM的议题从防务协同逐步延伸至社会治理、文化认同与地区合作，其组织架构日趋制度化与层次化——从早期的以防务协调和人道救援为核心，强调联合演习和提升应对自然灾害发展能力，到近期以“战略竞争”“网络安全”“信息共享规范”为重心，更加强调制度性安全协同与地缘政治层面的合作——正由单纯的安全协调平台转向具有社会安全和区域整合功能的综合性机制。2023年会议首次公开聚焦于战略竞争对南太平洋地区稳定的影响，并通过发布《南太平洋国防部长会议人道主义援助与救灾协同作战指南》和建立“太平洋响应小组”，尝试构建地区快速反应能力。这一举措实质上是在推动南太平洋地区形成“准联盟式”防务协调体系。2024年奥克兰会议进一步提出要与太平洋岛国论坛互通成果，并将信仰、性别与教育议题纳入军事合作范畴，进而使防务合作向社会治理和文化认同延伸。

 

在奥克兰会议发布的公报中，SPDMM正式提出建立“太平洋防务信仰网络”，强调宗教在军人生活和跨国交流中的作用。在多数太平洋岛国社会中，基督教不仅是宗教信仰，更是“政治合法性”与社会凝聚的核心资源。通过牧师、军队随行宗教人员及信仰活动建立联系，SPDMM试图以“宗教文化共同体”强化区域军事合作的社会基础。这种“信仰—安全”结合模式，一方面是为了提升军队凝聚力，另一方面也体现出防务合作的社会化趋势。这种结合方式强化了所谓“基督教文明圈”的隐性界限，使非基督教文化的国家在防务、文化层面介入面临更复杂的认同障碍。从文化政治视角看，SPDMM正在以“宗教共同体叙事”巩固地区安全话语的价值基础，这无疑增加了其文化排他性的潜在风险。

 

从救灾到防务再到社会治理和文化认同，SPDMM的职能扩展表明其正在试图成为地区安全架构的“防务支柱”，其实质逻辑是演变为在澳大利亚主导下的区域安全协调机制。SPDMM观察员仅限日本、英国和美国，这三个国家均是美国“印太战略”的核心参与者。SPDMM在2023年会议公报中的表述，如“战略竞争”“透明合作”“强化伙伴协调”等，与美国及其盟友在“印太”地区的政策语言高度契合。从政策目标看，SPDMM旨在通过制度化合作塑造“太平洋防务共同体”，并以人道救援和海上安全为切入点，推动太平洋岛国军队与美西方防务体系的深度嵌入。该机制的终极目的是加强对南太平洋地区安全议程的主导权，防止外部力量在防务领域形成替代性合作机制。因此，SPDMM虽宣称“非排他性”，在形式上强调包容性与透明度，但其成员结构、议题设计与话语取向均体现出以合作名义加强现有秩序的倾向。这一机制的持续强化可视作“印太”安全链条向太平洋东南方向的延伸，意味着南太平洋安全环境的进一步“西方化”。

 

 

 

一种制度化的“安全外包”模式

 

回顾SPDMM十届会议历程，其组织架构从灾害应对机制发展为区域防务协调平台，合作议题从气候与人道合作延伸至战略竞争与文化认同，既反映出南太平洋岛屿国家应对国家安全的现实需求，也折射出澳大利亚及其盟友主导下的安全秩序的巩固再造。该机制的出现与发展并非单纯地出于地缘防务合作，而是一种制度化的“安全外包”模式——太平洋岛国在防务上依赖外部力量，而主导国则通过机制掌控地区安全话语。

 

为了获得进入SPDMM的“入场券”，2025年10月，所罗门群岛提出建立本国军队的计划。根据SPDMM的规定，太平洋岛国论坛成员只要建立军队，即可申请加入该机制。这一条款为所罗门群岛提供了制度激励：通过建军，不仅可以强化主权象征，更可融入区域防务体系，获得训练、装备与协调支持。目前，南太平洋地区拥有独立军队的国家仅有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汤加。所罗门群岛在经历长期内乱后，国家安全体系主要依靠警察与外援维持。然而，这种驱动下的建军也存在隐忧。一方面，太平洋岛国有限的财政与人力难以支撑常备军运作；另一方面，军事化倾向可能引发区域军力不平衡，甚至被外部力量作为地缘政治竞争的支点。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太平洋岛国正以高度灵活和务实的外交策略，构建与域外大国的互动框架。在此背景下，其对地区安全议程的自主抉择，不仅关乎各国主权与发展利益的实现，更将直接塑造南太平洋的未来图景——是走向互利共赢的“合作之洋”，抑或沦为大国博弈的“竞争之海”。

 

（赵少峰为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辛绍睿为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研究助理，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