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围绕区域国别问题开展田野调查

编者按

区域国别学是一门交叉学科。读区域国别学博士，对任何一门学科背景的学生来说，都是进入新领域，当然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又是一年开学季，全国各地的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学院)再次迎来新学生。为帮助新生适应学科特点、找准研究定位，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微信公众号推出“新生攻略”栏目，刊登区域国别学“北大一期”毕业生从不同角度讲述从事区域国别学研究与学习的心得。他们的经验与思考很有代表性，既有外语背景学生的思考，也有国际关系、比较政治、历史学等其他背景学生的探索。在此陆续刊发，与全国区域国别学新老生交流。

 

原文发表在2026年第3期《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第一期：知识重构——外语人如何转型做区域国别研究

第二期：三种焦虑——非外语学生如何做区域国别研究

第三期：指向问题——如何围绕区域国别问题开展田野调查

第四期：双向赋能——历史学与区域国别学如何交叉

第五期：烟火人间——区域国别知识的大众化传播

第六期：学会迁移——区域国别学人如何“跨界”

第七期：跨越边界——比较政治与区域国别学的学科身份

 

指向问题的在地实践：区域国别研究方法论演进与田野调查框架探索

邹文卉

【内容提要】

 

区域国别学是一门具有鲜明国家战略导向的综合性学问。长期以来，西方凭借先发优势主导全球知识生产与话语塑造，其理论范式与问题意识深刻影响了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兴起，不仅意味着研究对象的拓展，更意味着非西方的学术视角和知识体系正在崛起。要真正实现由“他者叙事”向“自主表达”的转变，需要在研究实践中形成以本土问题意识为核心的知识生产机制，从而推动经验材料、研究方法与理论建构之间的有机整合。作为这一进程的重要制度载体，北京大学于2018年成立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并于2019年招收首届博士研究生，这一届学生在学科尚未完成制度化建构之际进入培养体系，经历了2022年“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确立的关键转型期;2025年他们顺利毕业，成为这一学科体系从探索走向规范化过程中的首批实践者与见证者。回望求学与研究之路，他们以“自我作为方法”，将个体成长经验转化为研究对象，从语言能力、田野实践、社会写作与学科反思四个维度，对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关键环节进行系统梳理。他们采取一种“自下而上”与“由内而外”相结合的独特视角，力图呈现区域国别学在中国语境下逐渐成长成熟的发展图景，同时也为构建具有主体性与解释力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贡献自己的思考与行动。

 

【关键词】自主知识体系 区域国别学 学科建设 人才培养 研究方法

 

 

【作者简介】

邹文卉，女，汉族，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毕业于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主攻俄罗斯联邦制、地区政治发展与城市治理研究。曾依托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项目于莫斯科国立大学交流访学，期间赴喀山、顿河畔罗斯托夫、叶卡捷琳堡等多座俄罗斯城市开展田野调研，在国内外刊物发表多项相关研究成果。

 

 

(一)问题的提出：区域国别研究的“上不去”与“下不来”

 

区域国别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理解域外世界”，由于其自身具有的综合性和跨学科性，无形中对青年研究者提出了同时成为“通才”和“专才”的高难度要求。然而，对于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博士生来说，做到既“通”又“专”无疑具有极高的挑战性:要么是熟悉国别经验知识但“上不去”，要么就是长于学科理论框架而“下不来”。以笔者为例，本科期间学习俄罗斯语言文学和赴彼得堡留学交换的经历，使得转向俄罗斯综合研究后在语言和国情方面具有相对更丰富的积累和优势，在选择将“俄罗斯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后一度在梳理事实基础时进展较快;而如何从庞杂浩繁的经验材料提炼普适性概念理论，以及选择与现有政治学研究中哪一支理论文献进行对话，却成了最大的难题。基于欧美城市案例长期发展的城市政治学理论与俄罗斯转型中城市政府面临的实际处境存在根本差异，两者在本质上并不具备充分的对话基础，俄罗斯案例的特殊性又使得从中提炼出的概念类型难以满足政治学对普适各类情境的理论解释力的追求，是典型的“上不去”。与之对应，原本接受过特定学科训练，对相关理论及概念体系较为熟悉的同学，往往在研究初期较为顺利地梳理文献脉络、锚定理论位置进而搭建清晰明确的概念体系和解释框架，但在开展主体论述时却难以找到与框架充分相适的案例材料，或是难以把握案例细节的准确性，因此产生“理论事实两张皮”的衔接问题，这是难以从抽象概念沉降到经验事实的“下不来”。无论是“上不去”还是“下不来”，都是区域国别研究起步时难免会遇到的问题。本文尝试提出更具理论意识的田野调查框架，以便在实践中弥合理论与经验之间的距离。

 

(二)从经验出发还是从理论出发：区域国别研究方法探讨

 

围绕区域国别研究应如何开展及其方法体系如何建构，国内学界已形成持续而系统的讨论，整体上已经逐步凝聚出共识，即区域国别研究方法应从经验性研究出发，最终指向解释性与理论化提升。这一发展脉络既回应了区域国别研究“过于描述性”的外部质疑，也试图在尊重地方性知识的前提下拓展其理论解释空间。

 

1. 经验：田野调查与在地情境提供研究根基

 

学界普遍强调，区域国别研究必须以经验性研究为基础，尤其应重视田野调查与在地性经验在知识生产中的不可替代作用。相较于单纯依赖文本、统计数据或二手资料的研究方法，田野调查所具备的在场性、情境理解与整体感，被视为理解特定国家和地区社会运行逻辑的重要前提。同时有学者指出，区域国别研究不宜因过度追求微观“深描”受限于局部场域，而应在明确问题意识的前提下，通过跨学科方法拓展田野调查的解释维度，从而形成兼具广度与深度的“田野调查+”路径。这一路径既继承了参与观察、访谈等经典方法，也吸纳了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和地理学等学科视角，以服务于对“国情”“区情”的整体理解。

 

从学科制度层面看，区域国别学在最新的学位基本要求中已明确将掌握对象国语言、在对象国生活学习并接触当地社会文化，作为研究者的基本训练内容，实质上将田野调查确立为该学科的基础研究方法之一。这一界定也反映出当前学界的共识，即缺乏在地经验支撑的研究难以承担解释现实问题与服务国家战略的任务。在广泛积累经验材料的基础上，区域国别研究不能被简单界定为描述性研究，而是需要借助多样化的方法工具完成证据处理与因果分析。

 

区域国别研究处理经验材料的方法可被区分为两类：一类侧重调查研究与材料收集，包括田野调查、历史考证与文献整理;另一类侧重解释机制与因果关系识别，包括过程追踪、案例比较、定性比较分析以及定量分析方法。二者在研究实践中往往需要结合使用，以实现从“理解现象”到“解释现象”的转换。随着研究议题复杂性的提升与技术条件的变化，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和数据挖掘等方法也被逐步纳入区域国别研究的方法工具箱，用以弥补传统方法在规模化比较和趋势分析方面的不足。但方法选择应始终服务于研究问题本身，而非追求技术形式上的先进性。因此从交叉学科视角看，区域国别研究在语言和田野构筑的根基之上，需要进一步纳入跨学科的方法和思维对材料进行处理，逐步形成开放式的方法体系。“博采众长”被视为区域国别学区别于单一学科研究的重要特征，也是其能够应对复杂现实问题的关键所在。

 

2.理论：地方性知识向解释性理论的跃迁

 

在经验积累与跨学科方法交叉运用的基础上，区域国别研究最终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将高度情境化的地方性知识转化为具有解释力的理论认识。一方面，区域国别研究因过于依赖个案描述，难以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贡献而长期被批评;另一方面，相关研究也对脱离具体历史文化语境的抽象理论持高度警惕，认为其可能导致对研究对象的整体误判。由此，理论建构并不被理解为对地方性知识的否定，而是对其进行结构化、概念化和比较化处理的过程。近年来，国内研究进一步尝试从世界政治、世界经济与全球结构等维度，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可供吸纳的基础理论资源，以增强其解释深度与学术对话能力。与此同时，也有学者提醒应避免在经验研究尚不充分的情况下过早推进理论统一或范式建构。在此意义上，理论并非方法体系的终点，而是一个持续开放、不断修正的过程。

 

既有研究表明，国内区域国别研究在方法层面已逐步形成以田野调查为基础、以跨学科工具为支撑并指向理论建构的基本共识。然而，在具体研究实践中，这一方法路径仍面临明显的操作性不足问题。大量研究虽通过长期田野调查积累了丰富的地方性知识，但在分析阶段往往停留于事实梳理，缺乏对材料进行系统分类与结构化处理的分析框架，难以支撑跨案例比较与理论生成。因此，为了构建一个能更好地整合理论与经验的区域国别研究体系，现阶段不如从小处着手，结合跨学科方法和理论问题意识构建更具可行性和系统性的调查分析框架，丰富完善中国视角下的全球国别和区域的案例研究数据库，从量变逐渐导向质变。

 

(三)田野调查三维分析框架：制度、主体、事件

 

基于上述文献反思与研究实践中的现实困境，笔者尝试提出以“制度—主体—事件”为核心的田野调查三维分析框架。该框架旨在以研究问题为导向，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一种兼顾经验深度与解释能力的分析路径：制度维度用于界定正式规则与权力结构的约束条件，防止经验分析脱离制度语境;主体维度聚焦关键行动者及其互动网络，使田野材料能够充分嵌入具体的行动逻辑之中;事件维度则通过对关键政治事件的过程追踪，突出反映行动者可调用的各类资源及互动方式，检验关键要素的作用机制，并且搭建因果链条。三者的交叉运用，有助于围绕研究问题提升田野调查的针对性，增强研究的可比较性，并为地方性知识转化为解释性理论提供可操作的支点。

 

笔者在研究“俄罗斯国家转型中的城市政治变迁”时就是依据“制度—主体—事件”三维分析框架来分层分类地收集材料、设计问题、组织访谈的，目的是构建城市政治案例分析框架，将市政体制的变迁、行动主体和利益集团结构的改变，以及不同主体之间标志性的互动事件作为线索，深描不同城市自苏联解体至今政治制度和权力结构的转型脉络。

 

1.制度：案例研究的结构背景

 

第一个维度是城市政治制度的变迁。根据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点，制度是影响个体行为的结构性制约因素，不同权力资源配置下的行为主体之间的竞争与冲突构成制度生成的重要动力，而政治制度一经确立，便以相互联结的规则与运行惯例嵌入社会经济结构之中，从而在结构层面持续塑造和约束个体行为及其相互关系。因此，在追溯不同案例城市的政治转型历史时，研究者可以首先关注市政制度和各类正式机制的形成与变迁，并将其作为城市政治行为体互动的基本环境。在制度维度下，研究者除了在线上法律文件数据库大量搜集市政章程以及颁布的市政法案之外，在田野调查中则可在当地图书馆或档案馆中，针对性地检索关键年份(如发生市政体制变迁)颁布的城市年鉴、市政统计数据和本地新闻报刊，将其与制度文本对照佐证，进一步还原出从颁布法案到实时生效期间的历程，探寻制度变迁背后更为丰富幽微的多方权力博弈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

 

在笔者研究的叶卡捷琳堡城市政治变迁史中，市长团队权力衰退的一个标志性制度变化，就是市长直选制被取消，改为由市杜马的选举委员会确定市长人选，由此使得州长可以通过干预市杜马成员构成，加强对城市政治的掌控力。根据官方法律文件，该地州长于2017年向州立法会议提出修正案取消市长直选，2018年9月新市长上台，但在新市长产生前市政章程并没有及时进行修订，而是出现了一段时间的制度模糊。恰恰是在此期间，州长和市长团队围绕市杜马和选举委员会候选人展开了激烈斗争，力图将更多自身的支持者安排成为市杜马成员。笔者在叶卡捷琳堡当地收集到的包含2018年9月前市杜马选举方式、过程、结果的档案材料则填补了制度之间衔接产生的“空白”，使得整体制度变迁背景更为流畅完整，制度变迁背后存在的多方角力也更为清晰。

 

2.主体：互动博弈的主导力量

 

第二个维度是行动主体结构和利益集团实力的起伏变化。尽管制度背景对行动者具有整体性的规范约束，但行动者在具体情境中基于自身利益对规则的理解与运用，也可能反向塑造制度演变的方向。因此，政治分析有必要关注关键行动者在制度调整阶段如何推动政治结果向新的均衡状态演进。同样以俄罗斯城市政治转型研究为例，在制度变迁背景下，需要进一步从城市政治转型的不同阶段出发，识别其中具有关键影响力的行动主体，分析其行为选择背后的利益动因与价值取向，并考察具有相近利益诉求和政治资源的行动者如何结成政治集团，以及不同集团之间的互动关系与力量对比。随着行动主体规模与影响力的提升，这类城市层级的政治集团逐渐成为俄罗斯国家权力体系中影响联邦政府运作能力及国家—社会关系演变的重要因素，其研究价值也由此凸显。

 

在田野调查中，依据主体维度可以搜集的资料来源更为丰富多样。从直接的政治人物传记和回忆录、包含相关行动者的新闻报道、竞选宣传手册，到通过搜寻获得的与行动者相关的注册企业报表、统计数据，再到通过访谈获取的当地学者官员对于某个行动者的评价或是回忆。这些都可能在论证中起到关键作用，多方位地复现梳理不同行动者背后的关系网络和政治经济资源。笔者所研究的案例城市曾出现长期执政、影响力较强的市长团队，除官方回忆录等传统文本材料之外，在城市当地还收集到该任市长曾经散发的竞选手册，其中包含其总结的任内成就、未来规划和相关数据。此类从未正式出版发行的文本资料，往往能更充分地展现行动主体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所具备的资源与影响力，进而辅助研究者开展后续论证。

 

3.事件：机制运行的关键场域

 

第三个维度是行动主体之间标志性的互动事件甚至政治冲突。在转型国家中，制度化程度不足与法律地位的非正式性，使得城市政权与上级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更易受具体政策博弈与现实政治情境的影响，由此引发冲突对抗的风险。从社会学视角看，将个案研究置于具体事件之中，有助于激活原本潜伏于社会政治结构中的关键因素，使其在持续互动中逐步显现并展开其内在逻辑。对一系列具体事件的过程性分析，能够帮助在城市案例内部考察行动主体如何以能动方式塑造政治结果，从而揭示制度演变背后的深层机制。由此，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可以遵循事件维度，聚焦不同城市政治转型中的标志性事件，如州长与市长之间、市长与议会之间、市长团队内部的冲突现象，通过解析不同行动主体在互动过程中根据当时情势所确定的目标、使用的策略和调用的资源，探寻城市权力结构的总体特征、运行机制和变迁路径。研究者可以通过访谈深挖对城市转型史中某个典型事件的细节回忆和过程评价，爬梳当地图书馆中有关特征事件的新闻报刊、庭审记录和政治评论，或是根据受访者回忆以“滚雪球”形式串联与事件相关的亲历者，以多视角、多方位地完善对事件的认识，便于进一步探寻背后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

 

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和理论体系的发展需要筑基于可靠的在地经验积累，通过与理论关联更为密切、也更具问题导向的系统化研究框架夯实域外知识基础，同时融入跨学科的思维方法使其得以完善。以不同国家和区域作为研究对象的青年研究者，正是构建这片自主知识版图的“先锋队”与“螺丝钉”。他们深入世界各地开展调研、收集材料，通过扎实的田野调查与亲身实践“以点带面”地构建起覆盖全球的区域国别知识集群。唯有自主的区域国别知识基础，方能承托起自主的中国区域国别知识体系的上层建筑。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