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国别·学人｜第十一期 赵少峰：在“小岛”与“大学”之间，一位史学者的区域国别学转向

《区域国别·学人》为“区域国别学阵线”公众号下设的定期学术推介栏目。本栏目以区域国别学领域的代表性学者为对象，系统介绍其治学路径、学术脉络、核心关切与理论贡献，旨在呈现学人思想，记录学科历史，促进学术传承与对话。栏目每期推介一位学者，兼顾学术前辈的奠基性贡献与中青年学人的前沿探索，欢迎学界同仁推荐人选并提供线索与建议。

赵少峰的学术起点是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博士论文及后续专著《西史东渐与中国史学演进》《近代出版机构与西方史学传播》，系统考察了清末民初西方历史知识经由出版机构传入中国的机制与影响。这项工作训练了他对知识生产、传播与接受链条的敏感——谁在译介、通过什么渠道、面向什么受众、产生了怎样的认知后果。

这一方法论自觉，在他转入太平洋岛国研究后并未消失，反而被移植到新的领域。当他面对图瓦卢、瑙鲁等几乎没有中文研究积累的对象国时，他首先做的是“知识考古”：梳理西方殖民文献、传教士记录、早期航海日志，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学术传统如何形塑了这些岛屿的“被认知史”。换言之，他把史学史的问题意识——知识如何被建构——带入了区域国别研究，追问的不只是“太平洋岛国是什么”，更是“我们如何知道它们是什么”。

这一学术基因的延续，使他的国别研究在实证基础之外，始终保留了一层认识论的反思维度。这是史学训练留给他的“后设视角”，也是他与许多从政治学或外语学科进入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之间的重要差异。

赵少峰教授

一、“填补空白”的学术伦理：国别知识的基础建设

太平洋岛国研究在中国学术版图中长期处于边缘。2012年聊城大学成立全国首家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时，这一领域既无学科建制，也无成熟的学术共同体。赵少峰及其团队所做的工作，首先不是理论创新，而是“地基工程”——生产最基础的国别知识。

新版列国志《图瓦卢》（2016）和《瑙鲁》（2017）是这一工作的典型代表。两卷著作系统梳理了两国的自然地理、历史沿革、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外交关系与社会文化，在中文世界首次提供了可供学术引用和政策参考的系统知识框架。这类工作在国际区域国别学界被视为“primary mapping”，其学术价值在于建立“可通约的知识底座”——没有这一底座，后续的比较研究、理论建构和政策分析均无从展开。

更难能可贵的是持续追踪能力。他主编的《太平洋岛国发展报告》（2022、2023、2024）以年度为单位，记录各岛国政治选举、经济波动、气候应对和大国外交的实时动态。这种“跟踪性研究”恰恰是中国区域国别学最薄弱的环节——我们擅长历史回溯，拙于实时监测。赵少峰团队用连续三年的蓝皮书证明了“实时知识生产”的可行性，其方法论意义不亚于内容本身。

二、理论建构的自觉：“四个超越”与“六四三六”模式

赵少峰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对中太关系的框架性阐释，以及对区域国别人才培养的模式化探索。

在与于镭合著的《中国在太平洋岛屿地区的身份建构》中，他提出了发展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关系的“四个超越”：超越传统援助关系的单向性，构建双向互惠；超越纯粹经济利益，注重人文与治理经验的共享；超越双边框架，嵌入多边与区域机制；超越短期项目，建立长效制度性合作。这一框架的意义在于，它试图从中国自身的实践逻辑出发提炼理论，而非简单套用“援助国—受援国”或“南南合作”等既有概念。它承认太平洋岛国的能动性，也正视中国作为“新兴参与者”的身份调适过程。

在人才培养方面，他提出“六四三六”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培养模式。这一模式的具体内涵是：六个知识模块（语言、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四个能力层级（认知、分析、沟通、应用）、三个实践环节（田野调研、实习实训、学术交流）、六个评价维度（知识掌握、方法运用、语言水平、跨文化理解、政策敏感度、学术写作）。虽然这一模式尚在完善中，但它代表了区域国别学从“自发培养”走向“自觉设计”的学科化努力，其价值在于将隐性知识显性化，将经验传授程序化。

三、学科建设的推动者：《区域国别学文摘》与学术共同体

2022年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后，赵少峰迅速投身学科制度建设。他主编的《区域国别学文摘》于2023年推出创刊号，系统梳理年度内区域国别学理论进展、各区域政治经济文化研究动态，以及方法论讨论。这一工作类似于“学科年报”，其功能是为一个快速扩张的学术领域提供知识秩序——在论文爆炸的时代，文摘的价值不在于发表新见，而在于筛选、归纳和评价已有成果，为研究者（尤其是初入行者）提供可靠的学术地图。

文摘的编选标准本身也是一种学术立场。赵少峰团队在创刊词中明确提出“区域国别学是大国之学”，将学科定位与国家战略需求直接挂钩。这一判断在学界并非没有争议——有学者担心过于功利化会压缩基础研究的空间。但赵少峰的实践表明，他同时坚持基础国别知识生产（列国志、蓝皮书）与政策导向研究并重，并非单向度的“智库化”。这种张力本身正是区域国别学作为交叉学科的常态，而赵少峰的做法是在张力中寻找平衡。

四、余论：边缘位置的学术可能

聊城大学并非“双一流”高校，地处鲁西，远离京沪学术中心。但正是这一“边缘”位置，反而赋予了赵少峰团队某种学术上的自由度——他们不需要追逐热点，不需要在大国关系的高强度竞争中挤占席位，可以沉下心来做冷门区域的深耕。太平洋岛国研究在全国的“唯一性”本身，就成了他们的核心竞争力。

赵少峰本人多次前往澳大利亚、萨摩亚、南太平洋大学调研，这种田野经验反哺了他的学术判断。他曾在一篇访谈中提及，在岛上感受到的“气候变化的具身性”——海平面上升不是数据，而是家门口消失的沙滩——让他对太平洋岛国的外交诉求有了不同于书斋学者的理解。这种“在场感”正是区域国别学区别于传统书斋学问的关键方法论特征。

从《西史东渐》到《太平洋岛国发展报告》，从商务印书馆到萨摩亚的海岸线，赵少峰的学术之路始终围绕着“知识如何跨越边界”这一核心问题——只是前半程研究的是西方知识如何进入中国，后半程研究的是中国知识（及其背后的政策、资本、人员）如何进入太平洋。两条方向相反的“东渐”与“西进”，在认识论上共享同一种关切：当不同文明体系相遇时，理解是如何可能的。

这或许正是他留给区域国别学最深沉的问题意识。而聊城大学那个全国唯一的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也在这个意义上，成为观察中国区域国别学基层实践的一个不可替代的窗口。

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AmnNZI533PaFgkYuynvZUw?scene=1&click_id=17709477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