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11日，由北京大学海外名家讲学计划支持、北京大学西方古典学中心主办系列讲座的第一讲“公元元年以来欧洲的气候与社会”在线下成功举办。本次讲座由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古代史教授保罗·厄德坎普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长聘副教授范韦理克主持。

讲座伊始，保罗·厄德坎普（Paul Erdkamp）教授就本次讲座所涉及的时代关切与过往的研究范式进行介绍。

首先，他以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的代表学者之一——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名著《丰歉有时：1000年以来的气候史》（Times of Feast, Times of Famine: A History of Climate Since the Year 1000）为例，总结了气候决定论者的一般主张，即强调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这种论点也见于《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The Fate of Rome: Climate, Disease, and the End of an Empire）的作者凯尔·哈珀（Kyle Harper）的研究和对明朝终结的归因。

接下来，他强调气候对社会的影响受到学者的关注，部分源于当下全球变暖的现实问题。但是，如今的全球变暖不同于从前的气候变化，前者发展得更快，态势也更严重。因此，对于全球变暖的理解不能简单套用在过去两千年中发生的气候变迁上。

厄德坎普教授还指出，气候决定论问题中的另一因素，即衰落是相关研究的焦点；大多数相关的出版物的主题，都是不利的气候变迁导致文明的衰落与终结。他还总结了相关研究中容易出现的另一种倾向，就是爱在题目上做文章，忽略了对复杂历史问题的深挖。同时，气候决定论的论证也是存在问题的。厄德坎普教授发现，研究者中有来自很多学科的科研人员，如环境科学、地理学、水文学等，但是没有历史学的学者参与其中。他们的研究中缺少扎实的例证，甚至有削足适履的嫌疑。因此，才会出现寒冷期一定会导致罗马帝国衰落的判断。厄德坎普教授强调，学术界除了应当关注贴合理论的案例外，还要注意到与理论不符的那些例子，这样才能加深对理论的认识，修正不科学的理论。从这方面来看，历史学者的参与尤为重要，因为历史学者是理解过去社会的演变进程的专家。同时，在解读过去的气候变化产生的具体影响时，历史学者还应当避免简单的猜想，以为气候可以解释一切。

在讲座的第一部分，厄德坎普教授介绍了最新的古气候学的研究进展。他指出，虽然气候决定论在当下仍然有市场，但是已经有更多的科研数据和细节来理解气候变化。这些数据表明，气候在一定时间段内，并非只体现一种变化；而且，气候变化在同一时期的不同地区也有不同的表现。因此，很难说在一段较长时间内全球有且只有一种变化趋势。接着，厄德坎普教授为我们区分了天气与气候的差别，指出二者在时间维度上是不同的，气候是一段更长时间内的天气模式，因此不能把气候变化与短时间内的天气状况混为一谈。此外，他还介绍了观测长时间内天气模式的变化时的取材，一方面如今的气象观测提供了近年来的天气数据；另一方面，日记中有关天气变化的记录等直接材料和农作物丰歉、树木生长情况和岩溶洞穴沉积等反映的细节，也方便了我们对从前的天气模式的变化进行研究。但是，厄德坎普教授还强调了一个事实，即反映过去气候情况的变数太不明确，尤其是中世纪之前的古气候替代性指标尤为稀少；而且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的差异性太大，因此，我们无法找到长期的气候趋势与社会之间的确切的关联性。

讲座的第二部分，厄德坎普教授用详细的例证，进一步说明建立这种关联的困难性。首先，他以东亚地区在长时段内的季节差异为例，证明气候趋势在夏季和冬季也有所不同，相比于夏季，冬季气温的波动更大；因此不能简单应用夏季的数据到冬季上去分析气候的变化。其次，他还引用了最新研究中的数据，以图表的形式展现，火山爆发也是影响一定区域内气温波动的不稳定因素。再者，不同地区在气候变化上的区域一致性的程度也有所不同。例如，东地中海在古代晚期的降雨量特点表现出巨大的时空差异，因此也很难对该地区在同时期的降水量变化归纳出一种趋势；与此相反，南亚、东南亚与东亚地区因为都受到季风的影响，降水量变化的区域一致性也更明显。接着，他以干旱期为例向我们展示了气候变化研究中的术语陷阱。一方面，干旱期很难具体到某个特定时间点；另一方面，干旱与空气更干燥不能简单等同。然后，厄德坎普教授用形象的图表，揭示了特定时段内密集的重大事件与整体的气候变化并没有直接的关联性。根据相关研究者整理出来的图表，饥荒有时在寒冷期发生，但也会在暖期降临，例如14世纪席卷欧洲的大饥荒等。

讲座的第三部分，厄德坎普教授用生动的案例，论证了自己对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之间关系的认识，即二者并没有因果关系；随着人类克服自然环境消极因素的能力提高，社会因素对人类文明的影响也更加明显。首先，他批评了气候变化决定论。他发现，文明进程与气候变化并不保持一致；例如，在罗马帝国早期，气温明显低于一般水平，但是学者们并不将该时期视为罗马帝国的衰落期；基于北半球的气候变化导致人口减少的假说与宏大叙事，也经不起对特定时段的具体分析和特定地方实际情况的检验；气候变化期与衰落期个别时段的重合，并不意味着二者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其次，他以气候变化与农业的关系为例反驳了气候变化有决定性的影响。他指出，农业是相关争论的焦点，也是反驳决定论者的有利切口。一方面，农业不同的门类，受气候影响的程度不同，不同的作物受影响的程度也不同；另一方面，农民有自己的一套耕作、灌溉方法和规律。他以意大利为例，主张不同地区的地理情况差别很大。因此，气候变化对整个意大利的影响不可能是一模一样的。换言之，长期来看气候变化对意大利的农业生产难以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况且，不同地区的农业部门的应对措施也是不同的，我们很难归纳一种统一的影响。再次，他以17世纪芬兰的农业生产为例，介绍了相对复杂的社会对气候骤然变冷时的反应。17世纪芬兰通过扩大耕地面积的方式应对突如其来的寒冷天气模式；政府通过减免遭受火山喷发影响的灾民的税收，降低了自然环境对人口的影响。这些都体现了社会因素可以抵御自然环境的突变在短时间内对人类文明产生的负面影响。此外，市场的作用也不容小觑。随着不同地区交往范围的扩大，近代早期欧洲的跨区域市场交换也影响了气候变化实际带来的效果。接着，厄德坎普教授对比了不同体制下气候变化对不同社会影响的差异。17世纪的明朝的政府实际控制力更弱，导致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相对不足，因此是不成熟的体制而非气候导致了明朝的终结。

最后，厄德坎普教授对本场讲座的主要内容做了总结。他强调，人口和经济的增长更取决于社会因素，气候不是决定性因素；在更复杂的文明和社会中，环境的影响微乎其微，社会并不是被动地承受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气候能对社会产生多大的影响，需要结合当时的社会因素才能理解。他希望，我们可以拒绝气候决定论的宏大叙事。

在提问环节中，师生与厄德坎普教授展开了积极互动。首先，在座的学生表示对古气候替代性指标如何反映气候变化的问题仍然不得其解。厄德坎普教授对此更细致地解释了不同的古气候替代性指标例如水蒸发、冰层的形成等所反映的不同的气候变化因素；接着他强调了用可视化的工具分析、归纳所获取的气候数据的重要性，但是基于这种归纳仍然包含了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尤其是放在更短的时间跨度之内来看。在此之后，厄德坎普教授回答了关于农业社会如何克服气候带来的农业生产风险的问题。他指出，以意大利地区为例，到了夏季气温，容易出现干旱时，当时的农民仍然可以通过人工灌溉维持农作物的生产；而且不同地区的农民对农作物产量的预估也是不同的。最后，厄德坎普教授回答了关于罗马历史上的蛮族大迁徙与气候之间关系的问题。他认为，蛮族迁徙恰恰说明了气候决定论时站不住脚的。因为在气候变暖，更利于游牧民族生存之时，中亚居民却选择了背井离乡。因此罗马历史上的蛮族迁徙可能和蛮族自身实力的提高关系更大，与气候变化并没有因果关系。在座的诸位师生都对厄德坎普教授的讲座与解答表示认可。讲座至此圆满结束。

保罗·厄德坎普（Paul Erdkamp）出生于1962年，1998年毕业于荷兰奈梅根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饥饿与刀剑：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战争和食物供应》（Hunger and the sword. Warfare and food supply in Roman republican wars, Brill 1998）。此后曾于爱丁堡大学、奈梅根大学、乌德勒支大学任教，并在2001–2004年间于奈梅根大学担任博士后研究员，于2004–2007年间在莱顿大学担任博士后研究员。自2007年起，任教于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担任古代史教授。

范·韦理克，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长聘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罗马共和国晚期和帝国早期的国际政治和罗马法，特别是地中海东部地区。主要著作为Rome and the Near Eastern Kingdoms and Principalities, 44-31 BC: A Study of Political Relations during Civil War。

转自：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2023年9月11日，由北京大学海外名家讲学计划支持、北京大学西方古典学中心主办系列讲座的第一讲“公元元年以来欧洲的气候与社会”在线下成功举办。本次讲座由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古代史教授保罗·厄德坎普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长聘副教授范韦理克主持。

讲座伊始，保罗·厄德坎普（Paul Erdkamp）教授就本次讲座所涉及的时代关切与过往的研究范式进行介绍。

首先，他以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的代表学者之一——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名著《丰歉有时：1000年以来的气候史》（Times of Feast, Times of Famine: A History of Climate Since the Year 1000）为例，总结了气候决定论者的一般主张，即强调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这种论点也见于《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The Fate of Rome: Climate, Disease, and the End of an Empire）的作者凯尔·哈珀（Kyle Harper）的研究和对明朝终结的归因。

接下来，他强调气候对社会的影响受到学者的关注，部分源于当下全球变暖的现实问题。但是，如今的全球变暖不同于从前的气候变化，前者发展得更快，态势也更严重。因此，对于全球变暖的理解不能简单套用在过去两千年中发生的气候变迁上。

厄德坎普教授还指出，气候决定论问题中的另一因素，即衰落是相关研究的焦点；大多数相关的出版物的主题，都是不利的气候变迁导致文明的衰落与终结。他还总结了相关研究中容易出现的另一种倾向，就是爱在题目上做文章，忽略了对复杂历史问题的深挖。同时，气候决定论的论证也是存在问题的。厄德坎普教授发现，研究者中有来自很多学科的科研人员，如环境科学、地理学、水文学等，但是没有历史学的学者参与其中。他们的研究中缺少扎实的例证，甚至有削足适履的嫌疑。因此，才会出现寒冷期一定会导致罗马帝国衰落的判断。厄德坎普教授强调，学术界除了应当关注贴合理论的案例外，还要注意到与理论不符的那些例子，这样才能加深对理论的认识，修正不科学的理论。从这方面来看，历史学者的参与尤为重要，因为历史学者是理解过去社会的演变进程的专家。同时，在解读过去的气候变化产生的具体影响时，历史学者还应当避免简单的猜想，以为气候可以解释一切。

在讲座的第一部分，厄德坎普教授介绍了最新的古气候学的研究进展。他指出，虽然气候决定论在当下仍然有市场，但是已经有更多的科研数据和细节来理解气候变化。这些数据表明，气候在一定时间段内，并非只体现一种变化；而且，气候变化在同一时期的不同地区也有不同的表现。因此，很难说在一段较长时间内全球有且只有一种变化趋势。接着，厄德坎普教授为我们区分了天气与气候的差别，指出二者在时间维度上是不同的，气候是一段更长时间内的天气模式，因此不能把气候变化与短时间内的天气状况混为一谈。此外，他还介绍了观测长时间内天气模式的变化时的取材，一方面如今的气象观测提供了近年来的天气数据；另一方面，日记中有关天气变化的记录等直接材料和农作物丰歉、树木生长情况和岩溶洞穴沉积等反映的细节，也方便了我们对从前的天气模式的变化进行研究。但是，厄德坎普教授还强调了一个事实，即反映过去气候情况的变数太不明确，尤其是中世纪之前的古气候替代性指标尤为稀少；而且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的差异性太大，因此，我们无法找到长期的气候趋势与社会之间的确切的关联性。

讲座的第二部分，厄德坎普教授用详细的例证，进一步说明建立这种关联的困难性。首先，他以东亚地区在长时段内的季节差异为例，证明气候趋势在夏季和冬季也有所不同，相比于夏季，冬季气温的波动更大；因此不能简单应用夏季的数据到冬季上去分析气候的变化。其次，他还引用了最新研究中的数据，以图表的形式展现，火山爆发也是影响一定区域内气温波动的不稳定因素。再者，不同地区在气候变化上的区域一致性的程度也有所不同。例如，东地中海在古代晚期的降雨量特点表现出巨大的时空差异，因此也很难对该地区在同时期的降水量变化归纳出一种趋势；与此相反，南亚、东南亚与东亚地区因为都受到季风的影响，降水量变化的区域一致性也更明显。接着，他以干旱期为例向我们展示了气候变化研究中的术语陷阱。一方面，干旱期很难具体到某个特定时间点；另一方面，干旱与空气更干燥不能简单等同。然后，厄德坎普教授用形象的图表，揭示了特定时段内密集的重大事件与整体的气候变化并没有直接的关联性。根据相关研究者整理出来的图表，饥荒有时在寒冷期发生，但也会在暖期降临，例如14世纪席卷欧洲的大饥荒等。

讲座的第三部分，厄德坎普教授用生动的案例，论证了自己对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之间关系的认识，即二者并没有因果关系；随着人类克服自然环境消极因素的能力提高，社会因素对人类文明的影响也更加明显。首先，他批评了气候变化决定论。他发现，文明进程与气候变化并不保持一致；例如，在罗马帝国早期，气温明显低于一般水平，但是学者们并不将该时期视为罗马帝国的衰落期；基于北半球的气候变化导致人口减少的假说与宏大叙事，也经不起对特定时段的具体分析和特定地方实际情况的检验；气候变化期与衰落期个别时段的重合，并不意味着二者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其次，他以气候变化与农业的关系为例反驳了气候变化有决定性的影响。他指出，农业是相关争论的焦点，也是反驳决定论者的有利切口。一方面，农业不同的门类，受气候影响的程度不同，不同的作物受影响的程度也不同；另一方面，农民有自己的一套耕作、灌溉方法和规律。他以意大利为例，主张不同地区的地理情况差别很大。因此，气候变化对整个意大利的影响不可能是一模一样的。换言之，长期来看气候变化对意大利的农业生产难以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况且，不同地区的农业部门的应对措施也是不同的，我们很难归纳一种统一的影响。再次，他以17世纪芬兰的农业生产为例，介绍了相对复杂的社会对气候骤然变冷时的反应。17世纪芬兰通过扩大耕地面积的方式应对突如其来的寒冷天气模式；政府通过减免遭受火山喷发影响的灾民的税收，降低了自然环境对人口的影响。这些都体现了社会因素可以抵御自然环境的突变在短时间内对人类文明产生的负面影响。此外，市场的作用也不容小觑。随着不同地区交往范围的扩大，近代早期欧洲的跨区域市场交换也影响了气候变化实际带来的效果。接着，厄德坎普教授对比了不同体制下气候变化对不同社会影响的差异。17世纪的明朝的政府实际控制力更弱，导致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相对不足，因此是不成熟的体制而非气候导致了明朝的终结。

最后，厄德坎普教授对本场讲座的主要内容做了总结。他强调，人口和经济的增长更取决于社会因素，气候不是决定性因素；在更复杂的文明和社会中，环境的影响微乎其微，社会并不是被动地承受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气候能对社会产生多大的影响，需要结合当时的社会因素才能理解。他希望，我们可以拒绝气候决定论的宏大叙事。

在提问环节中，师生与厄德坎普教授展开了积极互动。首先，在座的学生表示对古气候替代性指标如何反映气候变化的问题仍然不得其解。厄德坎普教授对此更细致地解释了不同的古气候替代性指标例如水蒸发、冰层的形成等所反映的不同的气候变化因素；接着他强调了用可视化的工具分析、归纳所获取的气候数据的重要性，但是基于这种归纳仍然包含了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尤其是放在更短的时间跨度之内来看。在此之后，厄德坎普教授回答了关于农业社会如何克服气候带来的农业生产风险的问题。他指出，以意大利地区为例，到了夏季气温，容易出现干旱时，当时的农民仍然可以通过人工灌溉维持农作物的生产；而且不同地区的农民对农作物产量的预估也是不同的。最后，厄德坎普教授回答了关于罗马历史上的蛮族大迁徙与气候之间关系的问题。他认为，蛮族迁徙恰恰说明了气候决定论时站不住脚的。因为在气候变暖，更利于游牧民族生存之时，中亚居民却选择了背井离乡。因此罗马历史上的蛮族迁徙可能和蛮族自身实力的提高关系更大，与气候变化并没有因果关系。在座的诸位师生都对厄德坎普教授的讲座与解答表示认可。讲座至此圆满结束。

保罗·厄德坎普（Paul Erdkamp）出生于1962年，1998年毕业于荷兰奈梅根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饥饿与刀剑：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战争和食物供应》（Hunger and the sword. Warfare and food supply in Roman republican wars, Brill 1998）。此后曾于爱丁堡大学、奈梅根大学、乌德勒支大学任教，并在2001–2004年间于奈梅根大学担任博士后研究员，于2004–2007年间在莱顿大学担任博士后研究员。自2007年起，任教于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担任古代史教授。

范·韦理克，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长聘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罗马共和国晚期和帝国早期的国际政治和罗马法，特别是地中海东部地区。主要著作为Rome and the Near Eastern Kingdoms and Principalities, 44-31 BC: A Study of Political Relations during Civil War。

转自：北京大学历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