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汤加经历了一系列社会动荡，是汤加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期。汤加有史以来最为显赫的图依汤加王朝到了穷途末路，三足鼎立的局势开始改变。随着欧洲人的到来，汤加受到西方文化尤其是基督教的强势影响，图依卡诺库柏鲁王朝的陶法阿豪带头摈弃了传统宗教，接纳了基督教，并在基督教的帮助下统一了汤加，成为图普一世，开启了图普王朝，而汤加也在他的领导下成为基督教国家。

一 图依汤加的衰落

18世纪中后期，汤加政局动荡，起因是图依汤加继任者保拉豪（Paulaho）既不是长子，也不是王后摩西法的子嗣，继承王位有悖传统。这为汤加即将到来的巨大震荡埋下了伏笔。此外，图依汤加保拉豪的摩西法野心勃勃，爱子心切，在保拉豪在位期间就安排他们的儿子加冕为王。虽然这个儿子是王位继承人，然而这样的举动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因为“两个人同时执政、同时享有王号”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尤其是在依纳西节时，图依汤加和儿子同桌共餐，这种举动在当时属于禁忌，因为按照惯例，任何人不得和图依汤加共同进餐。对于这一系列违反禁忌的事情，人们虽有微词，但出于对王后的敬重，考虑到其位高权重，也不敢多言。王后因此变本加厉，得寸进尺，为了安插她的亲信，免去了一些大臣的职务，甚至包括一些重要的职务，如瓦瓦乌群岛总督，甚至是图依哈塔卡拉瓦。在一些公开场合，掌握国家内政实权的图依卡诺库柏鲁出席活动时，她总是坐在旁边，甚至脱去端庄秀美的女性华服，穿上首领（civil ruler）的官服。终于，在时任图依卡诺库柏鲁穆利吉哈阿米阿（Mulikiha’amea）退位、职位空缺时，她占据了王位。

这一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举动犹如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公众对她的忠诚和信任，穆穆义（Mumui）的儿子图库阿豪（Tuku’aho）首先举旗易帜，引发了断断续续长达50年的内战，其间，图依汤加保拉豪和王后被逐出汤加塔布岛，流落到瓦瓦乌群岛避难。曾经盛极一时的图依汤加穷途末路，虽然其儿子和孙子后来仍享有头衔，然而名存实亡，再也没能恢复往日的辉煌。图依汤加保拉豪的孙子劳腓力汤加（Laufilitonga）1865年去世之后，图依汤加一族寿终正寝。

二 19世纪前后欧洲人的到来

许多世纪以来，汤加移民大多来自太平洋中部地区。从1616年开始欧洲人多了起来，1796～1826年间，卫斯理传教活动渐有成效，其间有八十多个外族人从欧洲和其他太平洋岛屿来到汤加，大部分是流浪汉和传教士，这些来自外界的影响逐渐使汤加融入国际化潮流中。

1616年，第一批到达汤加的欧洲人是荷兰探险家威廉·斯库登（Willem Schouten）和雅各布·勒·麦荷（Jacob le Maire）。第二批拜访者还是荷兰人。1643年，塔斯曼（Abel Janszoon Tasman）带领他的船队穿过汤加最南端的岛屿。塔斯曼分别在阿泰岛、埃瓦岛和汤加塔布岛停留，补给淡水，与当地人进行交易，然后继续北上，一度在哈派群岛的诺穆卡岛停留，之后朝斐济前进。

西班牙探险家唐·弗兰西斯科·安东尼奥·穆雷勒（Don Francisco Antonio Mourelle）乘坐轮船，在1781年到达汤加。穆雷勒深深地迷恋上了瓦瓦乌群岛，并将瓦瓦乌群岛的海港用西班牙语命名为Puerto de Refugio，意思是“避难之港”，宣布此岛属于西班牙。

穆雷勒关于瓦瓦乌群岛的记录在西班牙引起了轰动。1793年，亚历山德罗·马拉斯皮纳（Alessandro Malaspina）船长到太平洋寻找此岛，以考察在此建立殖民地的可能性。据说，为了替西班牙王室吞并汤加，穆雷勒曾在主岛上埋了一个法令，但这个法令从未找到。很快西班牙发现了南美洲的巨大市场，受利益驱使，西班牙很快放弃了在太平洋建立殖民地的野心。

法国人安东尼·昂特雷卡斯托（Antoine d’Entrecasteaux）在汤加塔布岛曾做过短暂的停留，为了寻找失踪的探险家让-弗朗西瓦·德·加洛普（Jean-Francois de Galaup），他曾从西伯利亚航行到澳大利亚，但法国的驻扎仅此而已。

欧洲轮船与汤加人之间的贸易谈判越来越艰难，经常以流血事件告终。1806年12月29日，“宝罗王子号”（Portau-Prince）轮船在利富卡岛靠岸不久就遭到抢劫，船员也被杀害。唯一幸免的是船上的服务员威廉·马里纳（William Mariner）。后来，他根据在汤加的四年冒险，写下了著名的《汤加群岛土著人记录》。

1767年，英国探险家塞缪尔·沃利斯上校来到汤加。1773年10月，英国著名探险家詹姆斯·库克上校第一次访问了汤加塔布岛和埃瓦岛。库克说：“……我的雄心壮志不仅把我带到了比任何前人都更远的地方，而且在目前看来，我也有能力走得更远。”库克一行用金属和武器换取食物、水、树皮布和其他“原始珍品”，这些东西深深地吸引了欧洲人，也让库克重返汤加有了可能。库克品尝了卡瓦酒，观赏了很多当地的仪式。1774年，库克从诺穆卡岛回到了欧洲，他在1777年进行第三次航海时，4月到7月停留在汤加，和哈派群岛的菲瑙（Finau）领主成为朋友，菲瑙鼓励他去利富卡岛获取供给。在那里，库克及其随行受到当地人的款待，于是把当地称为“友谊之岛”。

毋庸置疑的是，库克作为船长、航海专家、制图专家以及观察家，富有学识，并具有人文关怀，留下了大量文字资料，曾被翻译成欧洲多国语言，广为流传，其中他对所航行到过的岛屿及岛上居民的生活进行了细腻全面的描述。尽管他的记述有时有所偏颇，然而对于汤加的严肃研究不能不说是从他开始的。

三 19世纪英国传教士在汤加的活动本部分多处参考S.Lātūkefu，The Wesleyan Mission. Friendly Islands：A History of Tonga，Noel Rutherford（ed.），Oxford University Press，pp.114-118。

在所有的欧洲国家中，英国是对汤加影响最为深远的国家，这主要归因于英国传教士的活动。尽管经历了巨大的困难甚至生命威胁，传教最终获得成功，汤加成为基督教国家，自此开始受到英国多方面的影响。^[]

1.传教受挫

1796年，伦敦传教协会派遣10个毫无经验的传教士来到汤加塔布岛，他们怀着巨大的宗教热忱而来，然而因为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对于如何与汤加当地人接触以及如何向他们传递教义也没有任何技巧可言，最终大都不是被杀就是仓皇逃离。从这以后，英国的传教活动搁置了一段时间。1800年，伦敦传教协会放弃了在汤加的传教任务。然而传教的火焰并没有彻底熄灭。1822年，一位年轻的卫理公会牧师沃特·劳里（Walter Lawry）带领家人和仆人，以及一名木匠、一名铁匠和一名翻译来到汤加，选择在当时汤加的首都穆阿定居。穆阿当时的领主是法图（Fatu），是最后一个图依哈塔卡拉瓦的儿子。最初传教士和当地人的关系非常融洽，然而随着传教活动的开展，劳里发现当地人盛情款待他们，并不是因为喜欢他们的宗教，而是因为对劳里他们带来的货物感兴趣。后来他们和当地人的关系逐渐恶化，当地祭司和人们对传教活动的抵制越来越强烈，最后甚至威胁要杀害传教士。劳里不得不决定放弃，1823年10月3日带着家人离开了汤加。传教再次以失败而告终。

1826年6月28日，劳里的继任者约翰·托马斯（John Thomas）和约翰·哈金森（John Hutchinson）来到汤加，他们来到汤加塔布岛西部的希希福，受到当地领主阿塔（Ata）的友好接待，阿塔还在考拉瓦伊（Kolovai）给了他们一块土地。即便如此，这位领主拒绝接受新的宗教，同时也禁止他的人民信仰基督教。后来由于种种原因，阿塔对他们的敌意日深，在希希福的传教眼看也要以失败而告终。托马斯和哈金森想要放弃在汤加的传教活动，写信给悉尼的兄弟会要求派一艘大型船只运回所有传教点的物品。悉尼方面获悉后召开紧急会议，拒绝了托马斯的请求，另派了纳撒尼尔·特纳等人火速赶到汤加，防止了传教活动的再次流产。

新来的人拯救了在汤加的传教工作，他们将传教点转移到努库阿洛法（当时还是个小村庄，后来成为汤加首都）。托马斯和哈金森当时勉强留在希希福继续开展工作，后来随着形势持续恶化，1829年兄弟会决定停止在希希福的传教活动，托马斯也转移到了努库阿洛法，并于1830年随着传教活动的顺利开展，继续前去哈派群岛开拓传教领地。几经坎坷，基督教在汤加终于立稳了脚跟。

总体来看，传教活动之所以遇到这么大的困难，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基督教是对汤加传统观念和传统势力的挑战。首先，当地传统牧师、一些有影响力的领主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强烈反对传教士们的活动，他们反对一切新东西，想要保持现状。许多人认为应该捍卫传统价值观念，不仅因为传统的东西更加有意义、更符合他们当前的需要，而且还来自对祖先及其信仰的忠诚和尊重。人们还相信如果打破传统禁忌会带来灾难，因此有的持观望态度。希希福的领主阿塔曾非常直白地告诉当时的传教士约翰·托马斯，“我不会祈祷，但是我期望以后会加入，不过要在我的朋友们加入之后”。大多数领主因为觊觎欧洲的货物、技术和武器，想要和西方接触，但是他们还没有做好改变自己价值传统和习俗、信仰基督教的准备。传教士约翰·托马斯曾这样写道：“大多数岛［汤加塔布岛］上的领主会说他们多么多么乐意传教士到来，然而事实是他们只想要我们的财物……他们根本不想改变信仰；无论是哪个领主，一旦接待了传教士或是一个英国人，他们就认为这个人的所有财产都属于他们了。”

其次，基督教的到来对传统势力构成挑战，对个人和群体利益构成威胁。当地的祭司们从一开始就明白，基督教的神职制度更加强势和成熟，一旦它在当地发展，会马上导致本土的祭司制度败落并最终消失，一起消失的还会有数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享有的荣誉和特权。这些对于本土祭司们而言是最无法接受的损失。因此，他们为了捍卫自己传统的地位而对抗基督教，也就在意料和情理之中了。

当然，随着基督教的逐渐渗入，损失最大的是领主们，他们对基督教的抵制也因此最为强烈。长期以来，领主一直大权在握，自然害怕失去他们的统治地位，这是对抗的根源所在。传教士们宣讲的是，在上帝眼中人人平等，相信每个人都有原罪，为了进入天堂，无论什么社会等级的人，都要遵循一定的道德标准。他们告诉人们任何人，无论是领主还是其他人，都没有权力将他人财物据为己有，这些教义否认了领主们传统以来固有的权力，和他们的信仰格格不入，遭到了领主的强烈抵制。

此外，和传统神权体制比起来，基督教侵犯了领主的绝对权威。传统神权体制下的祭司只是在特定时期才享有特权，平时就和普通平民一样受领主统治。而传教士们对待地位的观念不同，他们认为自己是所在教区的首领。在基督徒看来，所有信教者，无论是领主还是平民，在和教会有关的任何事务上，都要尊敬并服从传教士。此外，传教士们宣扬教皇无误论，相信他们的宗教文化至高无上，他们的宗教事业就是真理，不可能有任何错误。在这样的信仰下，教士们在领主面前，不愿屈尊俯就，有时甚至对领主嗤之以鼻，这样的态度当然遭到领主的强烈抗议。希希福岛的领主阿塔曾抱怨过，约翰·托马斯都快要变成领主来统治他自己的人民了。而对于平民百姓而言，他们害怕受到惩罚和天神的报应，一直都是跟着领主行事。

第二，卫斯理教派的传教士们还遭遇了另一股特殊人群的抵制，即从欧洲来的非传教士。他们有的比传教士来得早，有的是临时造访汤加岛屿。这些人里有在海边拾荒的流浪汉，有捕鲸人，还有商人。对于流浪汉而言，看到越来越多的传教士到来，而且还在此定居，他们很不待见。部分原因是他们害怕传教士向当地的领主透露他们的底细，从而失去他们在领主那里精心培养起来的好名声、失去他们新得到的特权，同时也破坏掉他们喜欢并想要保存的波利尼西亚生活方式。因此，这些人千方百计地刁难这些传教士。

捕鲸人和商人不时造访这里的小岛，寻找新鲜水果、蔬菜、猪肉、椰油等当地特产，他们也越来越对传教士心存憎恨，他们觉得汤加人变得越来越精于买卖和传教士不无关系。

传教士反对售酒令，这让汤加的到访者们深为痛恨，他们认为传教士对他们的利益构成了威胁。此外，传教士的高傲态度也让他们非常恼恨，虽然他们没能最终如愿破坏传教士在汤加的影响力，但是他们的对立激起了传教士的愤怒，同时也让传教士沮丧不已。

第三，传教活动初期的失败也和传教士本身的观念和素质有关。他们深信不信教相当危险，相信他们传教的事业正义无比，上帝召唤他们来拯救迷失方向的人，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让汤加人信奉基督教。结果，他们急切地想把自己的宗教观念强加在当地人身上，一开始不免操之过急。此外，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接受过正式的教育及针对传教任务的专门训练，很多人只有很少的教育背景，多数只是在卫理公会主日学校学习了一点儿阅读、拼写、写作和简单的算术。福音教派相信主是万能的，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耶和华最终都能获胜，因此也就认为传教活动没有必要进行事先培训。然而正是因为没有得到恰当的训练和进行充足的准备，托马斯和哈金森像他们的前任一样，遇到了很多困难。由于不懂汤加语，在初期和当地人相处颇费周折；由于没有基本的医学技能，他们的工作也遭遇困难。当时，领主阿塔的儿子马塔埃勒（Mataele）得了重病，托马斯没能治愈，后来被送到本地的神庙以后反而病情好转恢复了健康，于是阿塔得出结论，认为还是传统宗教正宗，从那以后对传统宗教深信不疑，这让托马斯追悔莫及。除了这些不足之外，托马斯当时年纪尚轻，缺乏经验，不太懂得处世的策略和技巧，因此有意无意地激怒过许多领主，尤其是阿塔。有一次，阿塔的妻子帕帕（Papa）没有征得托马斯的同意，带着一行人参观了他新建的欧式房子，当众受到托马斯的严厉斥责。这让阿塔对托马斯失去了信任。因为在希希福人看来，这样对领主的妻子说话是极大的冒犯，换做当地人这样做，会被乱棍打死。托马斯虽然所幸没有遭此厄运，然而阿塔认为这是对他妻子的极大侮辱，从那以后严禁任何人参拜教堂和前去祈祷。阿塔在当地是一名伟大的领袖，拥有极大的影响力，也是汤加传统生活的坚定捍卫者，如果传教士能够首先赢得他的信任，整个希希福地区都会改信基督教，进而影响到整个汤加塔布岛，可惜的是卫斯理教会失去了他的信任。后来托马斯夫妇决定搬往努库阿洛法，阿塔还用他自己的船只亲自把这些传教士送了过去。1833年阿塔去世，至死没有信奉基督教。1837年，希希福岛的传教活动重新开始。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传教士在汤加开始传教的头几年，受到了本土祭司和领主统治下的汤加人的集体对抗，也直接导致了劳里1822～1823年在穆阿、约翰·托马斯和约翰·哈金森1826～1829年在希希福岛的传教都以失败而告终。此后，阿塔在希希福岛的继任者、哈阿哈维（Ha’a Havea）家族在瓦赫娄托（Vahe Loto，汤加塔布岛的中心地带）的领主以及当时在哈哈科（Hahake，汤加塔布岛东部地区）的图依汤加都对传教士的活动大加抵制，极大地推迟了基督教在汤加塔布岛的传播。

2.传教进展

传教活动虽然接连在穆阿和希希福失败，但是最终在努库阿洛法取得重大进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传教士跟汤加人打交道越来越有经验，一些传教士的手段和方法日趋灵活和成熟，对于活动的顺利突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些传教士里面最出色的要数纳撒尼尔·特纳牧师，当初希希福的两名传教士请求撤销传教活动，悉尼召开紧急会议时，就是特纳力争挽救传教事业。他受过良好教育，对未来充满信心，在跟汤加人接触时头脑灵活，行事机智。在对情况充分了解之前，绝不就他们的政治议题唐突建议、横加干涉；在领主们对待传教一事存在分歧时，他总是坐下平心静气地和他们交谈，说话的方式通俗易懂。无论是汤加人，还是基督徒，抑或异教徒，都对他尊敬有加。传教会的官方历史学家称，“他的到来改变了传教活动的面貌，也改变了汤加的未来。他在失败的阴影中抓住了成功的一线希望……很少有人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多的成就”^[]。

纳撒尼尔·特纳来汤加之前在新西兰做过传教士，和当地的毛利人相处过一段时间，积累了一些经验，这些都很有益于他在汤加的工作，比如他对当地的习俗和传统有更多的包容和同情，能够对语言的基本规则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从而很快就掌握了汤加语。后来他还编制了汤加字母表，这些字母表在20世纪40年代时由汤加国王做过一些修订，沿用至今。努库阿洛法的传教工作迅速繁荣起来，1828年11月时，努库阿洛法的教堂就已经爆满，许多人不得不等候在外面。除了教堂服务外，他们还把这些新教徒组织起来进行小班授课，教给他们关于上帝、人以及罪罚的基本教条，教给他们尊重《圣经》的权威。领主和平民同为群体成员，无形中打破了领主和平民间的传统隔阂。此外，教会还组织了爱心集会（Pōlotu’aho）、祷告会以及主日学校，旨在施惠下一代。

1829年1月4日，汤加的第一个洗礼仪式在努库阿洛法举行。1829年传教士们开始尝试把《圣经》翻译成汤加语，认为这对当地人信奉基督教至关重要，每名传教士都被分配了一些翻译任务。

从传教伊始，建立学校就是传教的必要活动，一方面为了使新教徒能够自行阅读《圣经》，进行书信交流，另一方面是为了破除当地人的迷信，加强他们对新观念的接受和理解。然而早期开设的很多学校由于传教活动的失败或是领主的干涉没能长久坚持下来，直到纳撒尼尔·特纳和威廉·克洛斯（William Cross）在努库阿洛法开展传教活动，学校才真正繁荣起来。和之前的学校不同的是，特纳开设的学校重视人们对当地语言的学习，很快能读会写带来的光环就吸引了很多人前来学习，后来印刷商的到来更是极大地加速了知识的传播。

此外，成功行医也推动了传教活动的开展。当时困扰汤加人的疾病有热带莓疹、热带溃疡，以及欧洲人带来的新的疾病。汤加人不知道这些病真正的起因是什么，也不知道怎样治疗，他们就把这些不幸归因于众神之怒，或是已故亲人在表达不满，因此，他们也就认为所有药的效力都和众神的力量有关，无论这些药是传教士还是异教徒的祭司提供的。努库阿洛法的传教士在帮助当地人对抗疾病方面卓有成效。特纳曾经写道：“……我们在这方面（医药）的成功吸引了很多人从岛屿的四面八方赶来，这成了他们加入我们的重要原因。一旦治好一个病人，他的亲友看到他回去后，他们会举家搬到努库阿洛法居住，并参加我们组织的宗教集会。”^[]

传教士们手中的欧洲货物对汤加人也有极大的吸引力，约翰·托马斯曾说：“如果我有好东西，不仅能节省时间，而且能让当地人对我们和我们的传教产生好感。”“很多汤加人一开始对我们的宗教感兴趣，就是因为相信这样他们能得到从欧洲运来的货物。”

3.传教成功

基督教来到汤加时，汤加国内正处于连年内战之中，三个主要岛屿的领主之间对峙和竞争已久。虽然英国传教士遇到的最大的障碍来自当地领主，如希希福岛的领主阿塔本人不同意入教，也严令禁止统治下的臣民入教。然而基督教在汤加最终得以成功传播，最后的突破口也是一些领主，这些领主多在权力斗争中处于劣势或边缘地位，和他们强有力的政治对手笃信传统宗教、抵制新兴事物不同，他们对一直以来信仰的神灵逐渐怀疑起来，尤其是在受到西方先进文明冲击，震惊于白人的财富、科技以及科技带来的力量时，他们认为传统的神学无法解释这一切。最终，一些人相信，要想得到白人的财富、知识和权力，就要信仰他们的宗教，因为这些白人肯定是从比他们更为强大的神那里得来的这些东西。

图依卡诺库柏鲁（汤加第三代王朝）家族就是基于这个原因开始接受卫斯理教，这或许是整个传教活动取得重大进展最有意义的一个因素。正当希希福岛的领主阿塔拒绝接受基督教的时候，图依卡诺库柏鲁家族成员的加入为传教活动取得重大突破，加速了工作进程，其中的关键人物是陶法阿豪，他是时任图依卡诺库柏鲁的孙侄，后来成为汤加著名的国王图普一世。陶法阿豪的父亲及祖父都曾当过图依卡诺库柏鲁，他们都试图通过传统神灵让图依卡诺库柏鲁成为汤加最高权力的象征，然而似乎神灵不济，他们的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对自己神灵的失望使他们转而寄希望于耶和华，信仰耶和华为唯一正确和万能的神，期望上帝能够在未来给他们带来希望。

基于这样的考虑，当时的图依卡诺库柏鲁阿里莫图阿（Aleamotu’a）不断请求给自己派来专门的传教士。他先是同托马斯商谈，后来在年轻传教士维斯（Weiss）1827年回悉尼时谈过此事，于是维斯和纳撒尼尔·特纳以及克洛斯从澳大利亚回来后，决定将传教点设在阿里莫图阿所在的努库阿洛法。虽然中间由于其他领主的强烈反对，阿里莫图阿去教堂参加礼拜间断了一段时间，但是卡诺库柏鲁的任期一满他就又重新参加了基督教的活动，并于1830年1月18日接受了洗礼。在这之后，他力劝其他领主接受基督教。

传教活动成功的关键人物是哈派群岛的领主陶法阿豪，他非凡的领导才能不仅极大地促进了传教事业的发展，而且对汤加做出了巨大贡献，争取他入教是当时传教活动取得的最伟大成果。起初，他和一些前任以及在位的领主一样，对汤加传统宗教逐渐产生怀疑，在阿里莫图阿的鼓励之下，他决定彻底考察基督教。1827～1828年间，他多次来到汤加塔布岛，会见那里的传教士，以及一些已经信仰基督教的亲戚，并在1828～1829年间屡次请求派遣传教士到哈派群岛，答应给予照顾，建造专门的住宅和教堂，承诺他和他的人民会前去参加宗教活动。

陶法阿豪是一个行动力非常强的人，他带领他的人民学习读和写，决心竭尽所能来学习这一新的宗教。为了让他的人民信教，他不断做出在当时看来惊世骇俗的举动，向人们展示打破旧有的宗教禁忌不会带来惩罚。作为哈派群岛的领主，他的行为相当有影响力和感召力。1831年8月7日，陶法阿豪受洗，出于对当时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敬仰，他给自己起名“乔治”。

在陶法阿豪的影响下，瓦瓦乌群岛的领主菲瑙也随即改信基督教，虽然此举招来了内部保守派的反叛，然而在陶法阿豪的帮助下叛乱很快被镇压了下去，菲瑙也因此在1833年任命陶法阿豪为自己在瓦瓦乌群岛的继任人，由此陶法阿豪实现了对所有北部岛屿的统治，这些地方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基督教区。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一些传教士和图依卡诺库柏鲁家族成员担任的领主或是他们的追随者的子女缔结婚姻，作为政治婚姻的产物，这些领主管理下的人民也自然信奉基督教了。许多汤加人在领主信奉基督教之后，也敢于和乐于直接成为卫斯理教会成员，信教的队伍也慢慢壮大起来。对于平民而言，信仰基督教给他们带来的利远远大于弊，在传统宗教中，他们被称作“食土者”，死后没有灵魂，而是像昆虫一样进食泥土，没有任何地位可言；然而基督教告诉他们他们会像领主一样有灵魂，死后一样有生的权利，因此许多人入教后相当虔诚，一些人甚至准备好为信仰牺牲一切。

四 国家统一和图普一世

19世纪二三十年代，在陶法阿豪的支持和带领下，基督教在汤加中部的哈派群岛和北部的瓦瓦乌群岛迅速传播开来，影响力越来越大。汤加主岛即南部的汤加塔布岛上的旧势力日渐感到不安，冲突不可避免。陶法阿豪最终在这场争斗中得胜，完成了汤加的统一，同时使得基督教最终传遍了汤加南北各个岛屿。

南部的汤加塔布岛作为汤加的主岛，一直是权力之争的中心，陶法阿豪的父亲和祖父在长期的权力争斗中败落。岛上的哈阿哈维家族是当时汤加塔布岛的实权派，作为得势者，他们对传统宗教深信不疑，是坚定的保守派。他们看到陶法阿豪信奉基督教，统治了北部岛屿之后，更是将基督教和陶法阿豪都看作眼中钉，极力阻挠基督教在当地的传播，并决定将汤加塔布岛上的基督徒驱逐出去，后来还打算秘密罢免时任“图依卡诺库柏鲁”阿里莫图阿，他是汤加塔布岛上基督教的根据地努库阿洛法的领主，也是陶法阿豪的叔父。这一举动犹如一根导火索，点燃了双方的矛盾，爆发了1837年内战。陶法阿豪率领众多战士从北方赶来，重创了哈阿哈维的部队，最终对方承诺停止迫害基督徒。然而陶法阿豪回到北方不久，1840年，矛盾又起，战争再次爆发，陶法阿豪全速赶来和来到的英国军队共同遏制住事态发展，最终迫使哈阿哈维投降，汤加实现和平。

在整个冲突中，虽然当时哈阿哈维的实力最强，但是传教士和教徒们都始终坚定地支持阿里莫图阿和陶法阿豪。把图依卡诺库柏鲁看作汤加合法的权力象征，把其他宗族视为叛军。这一点并不违背汤加历史，因为从15世纪权力分化、图依汤加不再一家独大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图依卡诺库柏鲁都是汤加的实权派。由于陶法阿豪在战争中的出色表现，阿里莫图阿在1845年去世前，指任陶法阿豪为下一任图依卡诺库柏鲁。至此，陶法阿豪成为汤加三大群岛的头领，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整个汤加的统治者，陶法阿豪成为图普一世，开启了统一汤加的图普王朝。虽然后来又受到了哈阿哈维在罗马天主教支持下的反抗，爆发了1852年的最后一次内战，然而很快战乱得到了平息，汤加最终实现统一。

尽管对国王的反对和不满一直持续到大约1860年，图普一世在他长期统治期间仍取得了很多成就，这些成就在所有太平洋岛国中很多是独一无二的。

在传教士的帮助下，图普一世完成了对汤加来说最重要的两件大事，一个是平定各方叛乱，建立中央政府，统一汤加；另一个是在全国颁布宪法，实行宪政。为了强化统治，保护汤加不受外族侵害，在卫理公会传教士的建议下，图普一世引入了法律，第一个书面的法律文件是1839年颁布的《瓦瓦乌法典》，当时适用于瓦瓦乌和哈派两地。1850年，该法典在传教士的帮助下得到修订，并在1862年由谢利·贝克牧师再次修订，之后贝克牧师起草了汤加宪法，1875年颁布实施。宪法给予平民自由，同时将旧式的领主变为新式的贵族，禁止将土地出售给外国人，确保汤加土地永远归汤加所有。最为称颂的是，图普一世通过与欧洲国家签订一系列条约，巧妙地利用一国关系牵制与另一国的关系，确保了汤加永远避免成为殖民地，当时正逢欧洲列强在南太平洋各个国家掀起殖民大潮，汤加的邻国斐济已经沦为殖民地，图普一世能够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据说，在制定法律条文时，图普一世每次都主动过问，甚至字斟句酌，法典终稿内容的决定权始终在他和他的领主们手中。

时至今日，图普一世仍是汤加人心目中的英雄，不仅是因为他统一了汤加，更因为他在统一汤加后不是忙于排除异己，而是将国家利益摆在首位，带领汤加抵御外来威胁和危险。后人对他的尊重多来自于他在位期间种种旨在保证“汤加人的汤加”的努力。

图普一世在位期间，他与英国传教士谢利·贝克的关系曾饱受争议。谢利·贝克曾官至汤加的首相，与国王过从甚密，并协助国王完成了许多重要事务。然而他们的关系并不为外界所认可，国内贵族认为国王受到谢利·贝克的操纵，并因为许多法规的制定损害了他们的利益而对贝克怀恨在心；而英国方面也将谢利·贝克视为眼中钉，因为贝克并不听他们摆布，不仅没给他们带来好处，反而造成了许多障碍。后来贝克因为试图建立独立于澳大利亚方面的汤加卫斯理自由教会，并对国内不愿易宗的信徒进行迫害和流放，最终引起骚乱，险遭暗杀，英国趁机对其施压，将贝克驱逐出汤加。此后不久，图普一世于1893年逝世，享年96岁。图普一世的逝世恰逢19世纪末，对于汤加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卢瑟福曾这样评价他，“汤加王国由他一手创立，终其一生他都在为汤加的独立、繁荣和人民福祉而操劳。他在汤加堪称最伟大的人物，可能在所有其他国家中也可以称得上”^[]。

19世纪对于汤加来说是一个重要时期。国家政权统治方面，结束了几个世纪之久的权力分化和内战状态，实现了国家多个群岛的统一，加强了中央集权，建立了新的图普王朝，随着1875年宪法的颁布，汤加成为太平洋岛国唯一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国家意识形态方面，传统宗教土崩瓦解，国民自上而下接纳了西方的基督教，时至今日，汤加仍是虔诚的基督教国家。这些对汤加产生了巨大的革新性影响，极大地改变了汤加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