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太平洋战争爆发与斐济的卷入

二战爆发后，日本极其希望通过侵略战争建立其在东亚的新秩序，并将其防御半径向东延伸，即从北方的千岛群岛，向南穿过马里亚纳群岛、威克岛、马绍尔群岛和吉尔伯特群岛，到新不列颠的拉包尔，形成从缅甸到新几内亚岛及其附属岛屿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日本此举意图有二：一是在经济上，为日本的制造业提供巨大和可靠的市场以及稳定的原材料来源；二是在军事上，阻断盟国对中国提供援助，达到进一步孤立中国的目的。^[]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野心不仅损害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的主权，而且也给广大的南太平洋岛屿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极大损害。

早在1940年末和1941年初，德国军舰就曾袭击过英国在太平洋上的目标，几艘商船被击沉，瑙鲁遭到轰炸，新西兰水域也被布下了水雷。但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军事行动并不居主导地位，德国的主战场在欧洲。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海空军基地珍珠港，宣告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1.日军对南太平洋的入侵

1942年1月23日，日本侵略拉包尔。驻扎在此的约1400名装备不整的澳大利亚军人，被重炮掩护下的5000名日军迅速击溃。2月，日军攻占了所罗门群岛的阿德默勒尔蒂群岛和布克岛（Buka）。3月8日，日军推进到新几内亚岛内陆。10日，日军遭到美军舰反击，有7艘运输舰被摧毁。此阶段日本的政策就是强迫这些岛屿与之签订媾和和约，希望兵不血刃地占领这些岛屿，以巩固其在印支所得并扩大对中国的侵略。^[]

4月，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五国政府一致同意建立西南太平洋军事指挥部，同时制定和颁布总指挥官的行动准则。经澳大利亚政府提议，麦克阿瑟将军被罗斯福总统委任为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军最高统帅。面对美澳联合，日本受到反攻的压力增大，日本如想反制，就必须占领西南太平洋岛屿，切断美澳之间的联系。日本大本营于1942年夏将作战方针调整为：占领新几内亚岛东部和所罗门群岛中的重要岛屿，巩固西南太平洋日军的控制地位，切断美澳交通线，以使“澳洲今后将不可能靠美国的援助来增强其抗战能力，美国将失去在南太平洋上对日反攻据点，美澳通过太平洋的联系将陷入瘫痪状态”。^[]为此，日本计划占领新喀里多尼亚、斐济、萨摩亚，并向所罗门群岛方向推进。出于侧翼防守的需要，日本需在新几内亚岛有一个空军基地。5月初，日军试图对莫尔兹比港发起水陆两栖攻击，从拉包尔派遣两艘战舰，其中一艘用来完成对吐伽里（Tugali）的占领，与此同时，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部署在向东的运输通道上去迎击美军。然而，日本在战略上的失败迹象越来越明显。日本人由于急于求成，在太平洋上的进军路线拉得过长而陷入了困境。在对珍珠港袭击六个月后，日本在两个关键性的战役中接连受挫，这为盟军全面反攻提供了条件。

1942年5月7～8日，在珊瑚海战役（Battle of the Coral Sea）中，美国的航空母舰机群对驻扎在莫尔兹比港的日军力量进行打击。美日双方都有战舰被毁，但日军损失惨重。在6月3～6日的中途岛战役（Battle of Midway Island）中，美国舰队击沉了日本一支精良舰队中的四艘航空母舰，并迫使这支舰队逃走，这一行动被看作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也就是从此役起，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开始建立起它在海军和空军方面的优势。7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颁布了新的作战计划，计划采用有限的反击战重夺新不列颠、新爱尔兰、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岛东部。日军也在许多岛屿登陆，试图抢占据点，但无功而返。与此同时，日军布重兵在巴布亚东北海岸的高拉（Gona）登陆，攻袭莫尔兹比港。由于日军在丛林战方面训练有素，他们成功地越过赤道，发动了一场对于澳大利亚军人来说完全陌生的战争。在一个月的殊死战斗中，日军到达距离莫尔兹比港只有22英里的山脊。由于补给困难，加上澳军顽强狙击，日军被迫撤退，重新集结。由于在海战中受挫，日军向南推进最终搁浅在所罗门群岛的瓜达尔卡纳尔岛（Guadalcanal），并在海岸附近修筑了一个野战机场。8月，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占领了几近竣工的机场，并以中途岛战役中一位名叫亨德森·费尔德（Henderson Field）的英雄的名字给该机场命名。

尽管日军在南太平洋地区丧失了战略主动权，但其大本营仍决心尽最大努力守住新几内亚岛的西部地区。为此，日军在荷兰迪亚（今天的査亚普拉）建立了一个较大的供给和保养基地。为进一步加强在新几内亚岛西部的防御，日军还在荷兰迪亚内陆山区修建了数个新机场。1943年6月，盟军发起了对新几内亚岛的反击战。11月，盟军占领了吉尔伯特群岛。1944年2月，美军解放了马绍尔群岛中的其他岛屿。自1944年3月30日起，驻守赛多尔的美军第5航空队属下的远程轰炸机向新几内亚岛沿岸的日军基地发动猛烈空袭，荷兰迪亚的日军机场也遭到反复轰炸，日军约40架飞机被炸毁在机场的跑道上。^[]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麦克阿瑟的军队一步步地深入日军的防御弧线，已经西进了近3000公里，北进了1000公里，在新几内亚岛战役中，麦克阿瑟成功地实施了其独创的“蛙跳战术”，仅动用有限的兵力即达到了收复新几内亚全岛的战略目标。虽然仍有日军残留在新几内亚岛内陆山区和个别日军据点，但由于与外界的联系被切断，他们的存在对盟军的主要作战行动已不构成威胁。^[]在新几内亚岛战役中，有很多军人和平民死于战火。在新几内亚岛的许多地方，都辟有埋葬战争英雄的公墓。这些无声的公墓向后人诉说着这里曾经是正义者与非正义者激烈交锋的地方。

二战后出版的反映盟军作战的大量史料，对以美国为首的盟军作战给予了详细的记载和充分的肯定，但很少涉及西南太平洋岛屿人民的参战，这是有失公允的。根据少量文字史料、口述史料以及战争遗物、图片来看，西南太平洋岛屿是太平洋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岛屿居民以不同的方式参与这场战争，为太平洋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贡献。^[]

2.斐济人民的抗日斗争

在酋长们尤其是一战老兵拉图·苏库拉（Ratu Sukuna）的热情支持下，1943年大约有6500名斐济人走上前线，在1943年末至1944年中，他们当中有2000多人部署在所罗门群岛。他们作战出色，并且因勇敢和善于进行丛林战而赢得了很高声誉。在二战期间，约有7700名斐济人自愿在大不列颠的武装部队中服役，其中约有3000人在不同时期驻在国外。^[]斐济人在战争中伤亡较大，其中一个名叫西费奈亚·苏卡奈瓦卢的斐济下士，在掩护他的小分队撤离时遭敌人枪杀，他因此荣获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这是英国授予勇敢者的最高奖赏。

1943年，在由美国、斐济、汤加和新西兰部队实施的一系列著名的越岛袭击中，海岸哨兵在不少场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时盟军在进入布甘维尔岛^[]之前先向芒达机场、维拉拉维拉岛和金库岛的日军发动袭击。此外，土著居民还利用其自身条件，充当侦察员和向导，营救那些同自己部队失去联系的士兵和救助从飞机上摔下来的飞行员。

二 民族主义的兴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太平洋岛屿带来的变化是巨大的。这不仅表现在战争的进程之中，而且也体现在战后形势的变化方面。正是这些变化触发了这一地区民族主义的兴起。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又一次打破了太平洋岛屿的孤立和宁静状态。如果说几个世纪以前西方殖民者使土著居民成为殖民牺牲品，那么，日军的入侵让他们感到有责任去保卫自己的家园。这种责任意识就是当地民族主义的最初萌芽。

第二，太平洋岛屿居民在战争这一特殊的环境下与西方人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合作，在合作中他们不仅对西方人有了新的认识，而且也从西方人那里认知了现代文明，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

第三，大战改变了岛屿居民的思想观念，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他们自愿接受了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的平等进步的观念，这种平等进步的观念对英国维护殖民统治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第四，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英国的经济、军事力量受到严重削弱，加快了英国的衰落进程。英国的日渐衰落使得英帝国与自治领或殖民地之间关系的调整不仅成为必要，而且也变成了可能。

第五，国际社会支持民族解放、民族自治或独立运动，这给包括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在内的宗主国或托管国施加了不小的压力，迫使它们顺应时势做出调整。

三 宪制改革与斐济的独立

1.宪制改革

（1）英国殖民统治的困境

在西南太平洋岛屿中，斐济是个特殊的政治实体。由于在被殖民统治和开发进程中，斐济大量地输入印度契约劳工，所以它成了西南太平洋岛屿中唯一一个外来人口超过当地土著人口的岛屿。正是受制于人口这一特殊而又敏感的因素，斐济独立面临两个关键问题。一是斐济与英国的关系在宪法上的不断调整，二是斐济内部土著人与印度族人的利益均衡问题。在斐济多元民族社会里，印度族人以人数上的优势呼吁全民公决，斐济族人和欧洲人则坚持维持现状。所以，斐济的独立道路就是通过宪制改革在不同的民族所做出的贡献——来自土著斐济人的土地、印度的劳动力和欧洲人的资本和管理方面寻找平衡。^[]

殖民政府的困境由于人口的增长而加剧。到1946年，印度族人在人数上已稍稍多于土著斐济人。1956年，这种趋势得到加强，印度族人占总人口的49%，而土著斐济人只占总人口的43%。尽管存在人口数量的差异，但是非殖民化进程还是依据“民族平等”的原则。1958年，来自主要民族的三名非官方代表被引荐到行政委员会。1959年大酋长委员会被允许选举5名斐济人代表（以前是由总督从大酋长委员会推荐的名单中任命）。

（2）修宪的提出及各方的反应

1960年11月，斐济总督建议对斐济宪法进行某些修改。三个月后，有关宪法修改的各种建议出台。最先做出反应的是斐济国内三个最有影响的民族：斐济族人、印度族人和欧洲人。这三个民族都基于各自的民族权益设定了宪法改革方案。斐济族人要求维护自己是国家主体民族以及在政治上的特权地位，要求印度族人返回印度，中国人返回中国，罗图马人及其他太平洋岛屿人返回各自的岛屿，使斐济成为斐济族人（原住居）自己的家。印度族人要求给予自己与其他民族同等的永久居住权以及其他方面同等的权利；欧洲人则支持有限的权力转移，并且保护在人数上处于劣势的欧洲人的利益，尤其是在斐济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三个民族凭借优势，在国家管理权力上各执己见。但无论如何，三个民族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方面的不同要求给殖民者提出了新的课题，迫使他们做出一定的让步。

曾在非殖民化年代里在尼日利亚供职的肯尼思·迈道克斯（Kenneth Maddox）总督对此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在公众舆论前而不是落后于它做出一些调整是明智的”，主张应从蒙巴顿在印度的“武装独立”以及后来非洲的独立运动中吸取教训，走有序的非殖民化道路。对殖民者来说，这是维持其既得利益、保证殖民地有序发展的一种手段。

1963年，公民权扩大到所有斐济妇女。部长成员制是迈向内阁政府的第一步，斐济政府引进了三名成员，每个民族有一名成员，负责通信、社会公益事业和自然资源管理等工作。同年，立法议会议员的数量增加，但是官方代表仍然占据多数。1964年，“会员资格制”被引入行政委员会。

（3）1965年制宪会议的准备与召开

其实早在制宪会议召开之前，国务大臣阿瑟·格林伍德（Arthur Greenwood）就曾于1963年8月15日禀报总督说，已到了给英国与斐济未来关系定性的时候，并建议于1965年2月召开一次会议。为此，英国殖民政府还进行了一系列的先期磋商，并且达成协定：尚不讨论独立问题，但是大家希望“朝着更大程度的内部自治方向推进”，建立代表制，扩大选举范围（因为当时罗图马人、华人以及其他太平洋岛屿居民均没有选举权）。另外，此协定还谈到了对人权的进一步保护。

1965年8月，为了谋求更大程度的自治，斐济制宪会议在伦敦正式召开，其目的就是制定一部与英国保持联系的宪法，并朝着自治的方向迈进。为使会议能够顺利召开并争取斐济原住民同意出席，英方同意先不涉及独立和斐济原住民土地等敏感问题，而将讨论议题集中在终止殖民统治和立法议会议员产生的方式上。为了民族融合、平等，这一选举制度采用一人一票制，并不考虑斐济原住民、印度裔斐济人两大族群的特别席次分配。

本次会议还在下列问题上达成一致，如取消任命制、采用选举多数制、给予少数民族公民权、实行成人选举权等。但在选举的方法上各方的分歧仍然很大，印度族人坚持在普选制基础上的单一选区制，而斐济族人和欧洲人则坚持维持现状。^[]最终，英国政府的妥协建议被三方接纳。在新立法议会议员中，斐济族人、印度族人和包括欧洲人在内的一般选民在议会中的代表人数分别为9人、9人和7人。这种方案的主要特征是强调了民族差别。斐济族人较之于印度族人，稍占人员上的优势。欧洲人更处在一个特权地位，其人口不足总人口的5%，在议会中所占议席却高达28%。^[]

2.斐济政党的建立与斐济独立的推进

斐济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在政治上长期以来处于“冬眠”状态，这一现象引起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诟责。在这种情况下，斐济政治逐渐发生变化，开始采纳选举参与制，党派政治活动的组织性也逐渐加强。20世纪60年代，斐济政党纷纷建立。

（1）斐济人联合党

1956年，斐济人联合党（the Alliance Party）在斐济人协会（the Fijian Association）的基础上成立。

1963年，该组织开始表现出较高的政治姿态，不仅要保护土著斐济人土地所有权和大酋长委员会的地位，而且要确保斐济独立后的发展，主张斐济总理一定要由土著斐济人担任。在未来的任何立法议会中，土著斐济人一定要处于绝对优势地位。1964年，该组织在坚持土著斐济人利益优先的原则下，承诺斐济走多元民族之路。1965年，斐济人联合党已发展成为包括斐济人协会、—般选举者协会（the General Elector’s Association）、穆斯林民族阵线（the Muslim National Front）、华人协会（the Chinese Association）和罗图马人会议（the Rotuman Convention）等在内的政治组织。

（2）民族联盟党

1963年，在安巴拉尔·帕特尔（Ambalal Dahyabhai Patel）的领导下，印度裔斐济人成立了民族联盟党（National Federation Party），提出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命运”（One Country，One People，One Destiny）的口号，主张所有斐济公民都应称作“斐济人”，而将土著斐济人称为“Taukei”。该党的主张引起了土著斐济人的不满，十分担心此举将会影响他们优越的地位。就在两派争执不下之时，1966年3月12日，卡米塞塞·马拉（Kamisese Mara）领导的斐济联盟党在苏瓦成立。

（3）斐济联盟党

1966年3月12日，斐济联盟党在苏瓦成立。卡米塞塞·马拉虽然是斐济传统等级制度的领导人，但没有民族歧视意识，他希望结束斐济长期以来由于民族之间的矛盾而带来的混乱、灾难和痛苦，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他在该党成立的新闻发布会上阐明了成立该党的必要性，即“联合起来管理自己，为我们的人民提供一个诚实的和稳定的政府，维护我们已有的制度；如果有必要去审视这些既存制度，我们必须随时应对。我们希望以一个所有的民众都满意的良好政府的形象屹立在世界面前”。^[]卡米塞塞·马拉的讲话阐明了该党的首要目标，就是希望结束斐济长期以来由于民族之间的矛盾而带来的混乱、灾难和痛苦，表明该党将采取实际步骤来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1966年，A.D.帕特尔领导的民族联盟党迫切要求实现享有完全自治领地位的独立国家，该党相信脱离英国是斐济族人和印度族人坐下来磋商解决困扰两个民族的诸多问题的关键。而联盟党内的斐济族人和欧洲人不愿意割断与英王室的联系，把完全独立看作一个遥远的事情。然而，独立还是在四年之后降临了，加速独立谈判进程的一个关键因素是1968年的议会补缺选举所带来的紧张局势。这次选举使斐济处在民族冲突的边缘。1969年接替帕特尔任民族联盟党党首的S.M.科亚（S.M.Koya）是个务实的人，他并没有一味地坚持实行普选制，也没有强烈要求选举自己为国家首脑，这两点都是斐济联盟党强烈反感的。另外，斐济联盟党也相机行事，认为通过采取稳妥的保护斐济族人利益的立场和措施来赢得独立是可取的。^[]

1969年末至1970年初，有关各方秘密举行了旨在实现独立的宪法改革会议。此举意在确保与会各方开诚布公，避免公众的监视所造成的压力，最后制定的宪法文本既未交予全民公决，也没有在议会经过详细的讨论，两个政党的领袖们展现给斐济公众的是一个既成的事实。毫不奇怪，斐济独立的“一致”宪法并不标志着与殖民地过去任何激进的分离，相反，它确保了殖民地时期的一些基本原则。

多元文化社会是斐济殖民遗产的主要特征。旨在保护斐济族人利益的政策与对蔗糖经济的需求的不相容性，突出地体现了殖民地社会的特征。当各民族的领导人开始考虑在没有英国干预的情况下走上独立发展之路时，社会暴力的威胁还是对他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斐济人联合党对发展多元民族社会表现得很不情愿，认为这是对斐济族人利益的出卖。1963年建立的民族联盟党则表现得较为开明。该党认可由斐济族人担任国家元首，并拥有对危及斐济族人利益的法律的否决权，但提议建立一个基础广泛的政府。在1969年末的秘密协商中，双方的政治家坐在一起，协商解决问题的良策。斐济人联合党接受了完全独立的原则，斐济联盟党也在普选制方面做出了让步。

3.1970年伦敦制宪会议与斐济的独立

1970年5月，在伦敦召开的制宪会议确立了议席的分配方案：在27个地方议员中，斐济族人占12席，印度族人占12席，其他人占3席。在25个全国议席中，斐济族人和印度族人各占10席，其他人占5席。

1970年10月10日，斐济独立，成为英联邦成员国，卡米塞塞·马拉为斐济第一任总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份由英国王储查尔斯交给斐济，设定斐济宪法基础，确认斐济为独立国家的历史性文件——《1970年独立法令》，却在2005年遗失，相关官员找遍所有档案和联系各个部门之后，仍无法找到这份文件。最后，不得不联系英国政府，请求获取一份独立法令的影印件。

斐济独立，宣告了英国对其96年殖民统治的终结。斐济独立是比较低调的，没有亚洲和非洲大部分地区对外来统治者的极度憎恨和激烈的民族斗争，相反，斐济脱离与英国的殖民关系是基于一种信任和友谊，并以一种在太平洋其他地区非常典型的有序、宪制及和平的方式来完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斐济独立的相对晚来并不是英国不情愿撤离，而是斐济各政治派别在沿着完全自治方向迈进的性质和速度方面存在严重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