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岛屿国家，大都位于太平洋第二岛链以东，在今日中国快速崛起的背景下，它们对我国的周边安全以及全球发展战略具有重大价值。随着中国与大洋洲的关系日益密切，进一步了解这些岛国的政治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国家认同是维系国家政治稳定的关键，当今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的内部族裔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分裂与恐怖组织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咎于国家认同感的薄弱，因此，从国家认同的角度分析岛国的政治发展状态，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特别是考虑到这些岛国的政治稳定性将极大地影响我国与当地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关系的开展。

国内学术界对于南太平洋岛国政治发展的研究目前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的主要著作都是国外关于南太平洋岛国的研究译著，且著作的性质多是对太平洋岛国的种群情况、社会族群情况及殖民历史的概述性分析，如《斐济现代史》^[]《巴布亚和新几内亚地理》^[]《新几内亚简史》^[]。关于民族和国家认同问题，只有少量的相关译著。澳大利亚学者格雷厄姆·哈索尔（Graham Hathor）在《太平洋群岛的民族主义与民族冲突（上）》中介绍了太平洋群岛的民族与民族关系的历史和现状，评论了该地区民族主义的特征和民族冲突的历史根源。^[]美国学者塞赖莎·米尔福德（Se Laisuo Milford）在《帝国主义与萨摩亚人的民族认同》^[]中分析了萨摩亚人在国内和国外所面临的民族认同问题，并指出帝国主义的干预是造成萨摩亚群岛地理、社会和政治分裂的原因。国内有很少量的作品研究太平洋岛国独立后的宪政改革和现代化进程，如《由萨摩亚宪政发展看中国的宪法文化危机》^[]《南太平洋岛国现代化研究》^[]，以及《世界现代化历程：大洋洲卷》^[]。但是，总的来说，目前国内外对于该地区国家的政治研究很少或几乎不涉及国家认同问题，或并未进行充分深入讨论。

认同（identity）一词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政治学领域广泛使用的一个概念。认同首先意味着一种“同一性”，在心理学中指的是一种心理机制，一个人据此有意或无意地将另一个人或群体的特征归属于自己。^[]弗洛伊德认为“认同”是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情感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在社会心理学中，认同则是指建立在共同体成员共同特性（同一性）基础上，区别于他者的共有形象以及成员由此产生的对共同体的归属感。^[]民族认同（ethnical identity）是指个体对本民族的信念、态度及对其民族身份的承认，这种群体水平上的认同包括群体认识、群体态度、群体行为和群体归属感四个基本要素。^[]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是指个体对自己所属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取向、理想信仰信念、政治主权等的认同。^[]国家认同本质上也是一种群体认同，但是和纯粹的民族认同相比，它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认同，强调公民对国家的政治权力和统治权威的认可、接纳、服从、忠诚；^[]而民族认同更多的是一种社会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是随着人出生时被赋予的公民身份而具备认同前提的，国家通过颁布法律和制定政策保证公民的权利，公民则履行相应的义务，因此，国家认同是一种重要的公民意识，是维系个体和所属国家之间关系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纽带。^[]只有当一个国家中的大部分国民在思想上理解自己归属于这个国家，确认自己的公民身份并且认同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理念时，国家政治的稳定性才能得到保证。

有关国家认同感的来源，有两大基本流派。第一种是“本源论”（primordialism），这一派认为国家认同感来自社会成员对彼此之间共同的种族、社会文化和历史传统纽带的认知；^[]而与此对立的是“工具说”（instrumentalism），该流派认为所谓“共同的文化和历史”只是一种想象，是外在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塑造的假象。^[]国家认同感是国家（或者代表国家利益的知识分子）为了创造自身的政治合法性而有意识地通过教育和文化宣传等方式向国民灌输的。^[]“本源论”强调社会成员内部原生的历史记忆，作为纽带凝结社会成员，成为推动国家认同感发展的原动力。而“工具论”则强调以政府为中心的政治力量对国家认同感的刻意塑造，认为政府实际上对社会成员的集体历史记忆进行了再塑造，目的是维护其自身的合法性。目前学术界认为两派的解释都有合理之处，国家认同感既来自社会共同体内部原有的共同历史和文化，也来自国家政府等政治力量的塑造。^[]

本文选取巴布亚新几内亚、萨摩亚和汤加作为三个典型案例来说明南太平洋岛国的国家认同现状，并主要分析其强或者弱的原因。这三个国家分别代表三种不同程度的国家认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国家认同度很低，国内政治比较混乱；萨摩亚国民的国家认同度中等，政治稳定性居中；汤加国民的国家认同度最高，政治最稳定。我们发现，在这三个国家里，国家认同的强弱主要与两个因素有关：①原有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否契合；②国家能力的强弱。在巴新，分裂的民族认同和徒有其表的政体使得国民的国家认同相当薄弱。在萨摩亚，尽管存在统一的民族认同，但是由于社会族群力量极强，而国家权威相对衰弱，国家认同的发展受到一定限制，国民的国家认同度一般。而在汤加，由于社会的族群力量和国家的政治力量高度重合，基本上统一于国王及其贵族的领导，国家认同感与民族认同感紧密结合，并在国家政治力量强有力的推动下，获得了稳定发展。

一 巴布亚新几内亚——民族地区主义对国家认同建构的阻碍

巴新国内分散的民族认同^[]成为阻碍国家认同发展的重要因素。支离破碎的民族认同使得社会成员个体更倾向于归属区域集体，原因可归咎于其地理环境、被殖民的历史及发育不良的现代政体。多民族文化无法整合为国家文化，而发育不良的国家政体缺乏有效的约束力来加强政府的合法性，巴新的国家认同是“早产儿”，虽已经形成却非常脆弱。

1.区域性民族认同的形成原因与影响

（1）地理因素

地理因素奠定了巴新地区民族主义的基础，巴新具有分割性的地理因素决定了民族的区域性。巴布亚新几内亚位于赤道以南，西与印度尼西亚的巴布亚省接壤，南隔托雷斯海峡与澳大利亚相望，东南面与所罗门群岛一衣带水，东距瑙鲁3000公里，北距美国关岛、密克罗尼西亚和马绍尔群岛3000公里。全境共有600多个岛屿，主要包括新几内亚岛、新不列颠、新爱尔兰、马努斯、布干维尔等。新几内亚岛东半部山岭重叠，主要山脉大致呈西北—东南走向，中部偏西地区以马勒山脉为主，山脉高度由西北向东南逐渐降低，山地宽度逐渐变窄，形成东南半岛。^[]居住在巴新本土南部及东南部各省的居民约占全国总人口的35%，一般称巴布亚人；居住在巴新本土北部和沿海各岛屿的居民则称新几内亚人。^[]而布干维尔岛上的居民则有意识地区别于本土居民。

（2）语言因素

区域上的隔绝导致语言的多样性，最早的本源说理论强调共同的语言是产生国家认同感的关键。^[]虽然巴新的官方语言为英语，但是地方语言有820余种之多，即使在本土，南北双方亦是说不同的语言。^[]许多语言之间没有或只有微弱的联系，巴新政府亦曾经规范语言，希望可以使国内的交流更为顺畅，然而只以某一部落的语言为基础进行规范的话，其他部落在感情上很难接受，因此语言规范化成效不大。^[]

还有学者认为巴新的这种语言差异性并非源自人口迁徙或自然环境对人口分布的划割。恰恰相反，聚居在一起的人们仿佛自然而然地选择分化为迥然相异的群落社会，这种分化过于细密以致难以保证相互之间的顺畅交流。^[]巴新的部落还会以语言的差异性作为身份标识，一支巴新的斯莱皮特语族群就将他们表达“不”的词“bia”改为了“bune”，以此与邻近村落的其他斯莱皮特语群落相区别。^[]

（3）殖民因素——分治模式

英国和德国都曾对巴新进行殖民，殖民历史记忆使巴新国内的不同部落各自共享着自己的历史记忆，这种历史记忆巩固了部落的民族认同，但是阻碍了现代巴新国家认同的构建。

179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关注巴新，直到1886年，英德两国就划分各自的保护国范围达成协议，德国占领该岛东北部地区及附近岛屿，称“德属新几内亚”，英国占领该岛东南部地区及附近岛屿，称“英属新几内亚”。这种分治方式产生在国家出现之前，使得人们对于权威的认同仅仅停留在部落层面，可以说这种分治方式强化了人们的民族认同。

以布干维尔岛的分离主义为例，部落认同过强影响对国家的认同。布干维尔岛本身是从英属所罗门群岛转到德属新几内亚的，然而殖民行政范围的改变并没有使人们忠诚于新的所属政府。比如当政府需要征用当地居民的土地采矿时，布干维尔岛的人们敢于并且有能力与政府对抗。到了巴新准备独立的时候，布干维尔的人民亦宣称，即使布干维尔不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分离或独立，至少也应寻求自治。^[]最终，当1975年巴新宣布独立时，成立了布干维尔省，布干维尔是目前巴布亚新几内亚唯一的自治区。

（4）殖民因素——“间接统治”

殖民时期所实行的“间接统治”同样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人们会将部落权威奉为神明，而不会依从疲软政府的治理。“间接统治”是殖民者减少殖民地管理投资成本的方法，即由族群首领作为中间人代为管理。在农村的乡村法院，采用传统的理念，特别是与土地有关的法律案件，通常都以当地习惯法做出裁定。^[]事实上，曾多次担任巴新内阁总理的迈克尔·索马里在1992年议会重新采用死刑制度时就说，在制止严重犯罪方面，“现代的”刑罚没有传统的刑罚那么有效。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社会中，群体之间的战事是“长期的、不间断的和地方性的”，这已被描述成公认的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以前曾有过各种传统的和解方法，当这些方法不起作用时，冲突就会发生，这与现代国家的出现无关。^[]可见，在“间接统治”的管理模式下，地区内部社会力量强，个体的行为直接由地区社会势力规范，国家法律条文的约束力不强。

天然的地理因素使得巴新国内的族群自然分化，而语言的多样性使得族群难以轻易融合；而作为身份标识的语言差异难以消除，统一民族认同就很难建立。殖民时期的分治模式则强化了区域意识，构建了强烈的区域历史记忆，这是对国家认同构建的横向破坏。而“间接统治”的管理模式，则纵向地进一步加固了区域的民族认同，即强化了个体对区域（特别是其内部的社会势力）的归属与忠诚，而不是作为公民对国家法律与政策的认同。

2.国家能力的不足

国家认同的建立需要国家机器在国民中有意识地进行教育和文化宣传。然而巴新国家能力有限，难以强力而有效地引导国民共同建构国家认同。政治选举制度的水土不服以及政党文化的缺乏是国家政体建设失败的两大原因。

（1）选举制度水土不服

巴新政体的外部植入性表现为模仿英国的议会制，形式上具有一套完整的政体，然而这一套选举制度明显是水土不服、杂乱无章的，它不仅不能代表巴新国内大部分人的利益，甚至不能健康有效地运转。

巴布亚新几内亚议会称“国民议会”，实行一院制，议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2012年巴新国内就有46个政党、3435名候选人竞选111个议席，然而当一个席位有33位候选人竞争的时候，选票容易分散到各个候选人手中，^[]如2002年的选举中一些当选议员的得票率只有5%。当选者所代表的是少部分人的利益，这显然不能够满足大部分人的利益需求。买选票也因此变成了一种竞选手段（成本比较小）。^[]当选议员仅对很小一部分投票给自己的选民负责，并不能很好地代表该区选民，也不会很好地履行对选民的承诺，这种政治选举制度最终只会与本国现实脱节，成为政客们自娱自乐的政治游戏，不可能成为赢得国民认同的方式，亦不可能促使国家认同的有效构建。

（2）政党文化的缺失

巴新国内的政党文化亦因政体的发育不完善而畸形地发展，表现为个人主义崇拜以及党性的随意。曾先后三次担任政府总理的迈克尔·索马里，实际上，其前两次担任总理是代表潘古党，现在则是国民联盟党的领袖——1980年，迈克尔·索马里领导的政府曾被不信任案推翻，辞去潘古党领袖职务后成立国民联盟党并任领袖。候选人比政党更有影响力，使得候选人在选举上比政党更有优势，是候选人选择政党，而不是政党根据政治理念吸纳成员。每届政府的形成几乎都由政治领袖凭借个人魅力或者利益聚拢议员，政党只是被当作保持权力的工具。政党的个人化会加剧政局的不稳定性。2012年1月26日，巴布亚新几内亚一座兵营发生政变，目的是要求被议会投票废黜的前任总统迈克尔·索马里重新上任。这种政党的不稳定性的背后是分散的族群效忠和议员的低支持率。

其实归根到底，短短几十年间跑步进入现代国家，巴新的政治制度发育不可能如西方民族国家般完善，政党组织缺乏群众基础是政党发展过程中底层构建的障碍，而政党间区别甚小的执政理念则使得政治上层构建缺乏动力。政党之间因部落、个人利益而竞争，却几乎不关注政治理念、国家层面的问题，^[]使得国家认同缺乏制度基础；没有常态化、正常化的国家政治制度，国家认同的构建则无从谈起。

个人崇拜和党性的随意是巴新政党文化不健全的表现，个人崇拜背后反映的仍然是强势的族群利益认同，即区域性的民族认同，国民更愿意相信某位政客的能力，而拒绝建设各自富有理念的政党文化，实质上阻碍了巴新国家认同的发展，使得国民的认同一直停留在民族认同的层面上；而缺乏有效的国家能力，国家认同的构建难以为继。

总而言之，巴新的区域的民族认同处于强势地位，并没有发展到整个国家，从而形成与地区结合的区域民族认同，而多民族的民族认同无法整合，有限的国家能力也未能有效地构建国民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巴新的国家认同的构建仍有一段非常长的路要走。

二 萨摩亚——传统权威下的国家认同构建

萨摩亚于1962年独立，曾是德国的殖民地，又称西萨摩亚，人口99%为萨摩亚族人。尽管萨摩亚是南太平洋地区第一个获得独立的国家，并且实现了民族自决，但是萨摩亚人现在认可的国家是在殖民地时代创建的，而且边界也是由原殖民政府划定的，这些边界仍然将社会分裂开来，给后来公民的国家认同危机带来深远影响。

1.强势的传统权威

在被殖民前，萨摩亚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本土存在一套明确的社会文化和风俗，称为“法阿萨摩亚”；同时也存在一套明确的社会等级制度，以“马太”为统治单位，每个村、地区和国家都有属于自己的“马太”，并分别由家族首领、村首领及地区首领构成。这种“马太”统治架构维持着全国统一的权威、共有的社会文化和历史传统，而“法阿萨摩亚”则维系着整个国家的民族认同感。

“马太”体制和“法阿萨摩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被殖民过程中，萨摩亚民族分裂为美属萨摩亚和德属萨摩亚，美、英、德三国通过《柏林总协定》对群岛进行协同管理并对土著王权予以实际否定。^[]这种架空本土首领权力的管理制度让土著居民不满。当后殖民时期到来、民族自决运动开始时，这种统治形式随即被推翻，以酋长为权力中心的统治开始恢复并披上了现代化的外衣。虽然1948年成立的“全国立法会议”减少了土著王权对政治的参与，但投票权仍是马沓伊（即酋长）阶层的专利，这种制度在1962年西萨摩亚取得独立时并未受到质疑，直到1999年普选制最终实现时止。而且尽管如此，候选资格仍然是酋长的特权。^[]事实上，由于与“马太”等社会势力相结合的民族认同非常强烈，萨摩亚的政治体制不得不对这种传统做出诸多妥协，通过宪法确定对最高马沓伊头衔拥有者的安排，从而获得一种基于传统的政治合法性，这同时也是国家政权构建国家认同的重要举措。这种传统权威和国家政权权威的结合提升了国家的合法性，促进并发展了萨摩亚的国家认同。

萨摩亚国内传统权威与现代民主政治之间的矛盾也在进一步加深国家认同危机。西萨摩亚传统土著政治精英在政治上享有较稳定的政治合法性，独立后成为人民心目中的国家的代表，但他们的政治目标不是以实现民族或社会的整合来促进民族国家的现代化，相反，如何维持自己的统治合法性和权威才是他们最关注的事情。他们常常利用甚至制造阶级的、种族的、社会的分裂来宣传自己的合法性，寻求社会民众对自己的政治、社会文化权威的认可。^[]因此，国家认同构建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是土著社会精英蓄意推动的结果。

2.脆弱的国家能力

萨摩亚脆弱的国家能力削弱了国民的国家认同。萨摩亚国家能力比较弱，表现在国家当局保卫国家安全和国民利益的能力和职能的缺失。国家当局的首要职能就是立国安邦，保国卫民。正是为了履行这一职能，国家当局才有理由扩大其权力，并建立军队、政府机构和有效的赋税制度。在通常情况下，保卫国家安全的职能降低了，国家当局的权威就降低了，人们也不像过去那样认同自己的国家，相反，更认同国家层次以下的和跨国的群体。^[]萨摩亚国内没有常规的军队，仅有500多名警察，负责治安和交通。萨摩亚也没有常规的防御工事或常规军事力量，仅和新西兰存在非军事的防御纽带，新西兰咨询和考虑萨摩亚的一些要求，并在1962年友好协定下提供协助，这大大削弱了萨摩亚政府保卫国家安全的能力，使其政治权威和政府功能更加脆弱，也让国民产生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不利于构建萨摩亚人民的国家意识和增强对国家的认同。这是因为一国的国民想当然地会寄望国家保卫他们的生命安全和保护他们的利益，而且在某些必要的时候可以使用武力，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连保卫国家以及国民安全和利益的能力都缺乏，那么国民就会认为这个政府不值得信任，当不了庇护人。

萨摩亚脆弱的国家能力还体现在中央和地方各自为政，中央政府难以将触角深入地方。在地方一级，萨摩亚仍保留了传统地方自治体制——马沓伊制度，以“马太”为统治单位，每个村、地区和国家都有属于自己的“马太”，并分别由家族首领、村首领以及地区首领构成。上述统治架构可以说是萨摩亚式的民主制度，其作为一种历史传统在今天仍然得到了继承与发展，这为强烈的地区主义民族认同奠定了基础。^[]同时，这套传统的马沓伊运作规则，主要遵循的是萨摩亚三千多年来的习惯法，中央政府权力基本上被阻隔在外。这种依托传统、与地区相结合的民族认同根深蒂固，使地方认同取得对中央认同的胜利并得到了巩固，从而降低了国家政权的权威，使国家的合法性基础面临危机，造成了国家认同危机。

总之，在萨摩亚，与传统酋长特权结合的强烈民族认同对萨摩亚国家认同的构建产生了有利和不利影响。当外部势力抽离萨摩亚本土的时候，萨摩亚政府缺乏强有力的国家政府对社会成员的身份进行再整合与标签化，亦是萨摩亚国家认同构建不完全成功的原因。总的来说，尽管萨摩亚民族有着共同的文化纽带，但无奈国家能力脆弱加之萨摩亚国内传统权威与现代民主政治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而造成萨摩亚国民的国家认同危机。可喜的是，如今萨摩亚正逐渐发生新变化，过去人们对氏族和村庄的忠诚正慢慢被对民族国家的归属感取代，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观念深入人心；平民日益走出村庄，参与到国家和政治事务中去。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萨摩亚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感正在逐步增强。

三 汤加——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完美结合

汤加与萨摩亚相似，也是单一民族国家，与萨摩亚的酋长制不同，汤加的传统权威强化民族认同，并为国家的合法性提供有效保护，从而加强了国家认同的构建，对“集体自我”的坚持使得汤加面对众多政治改革亦能从容不迫。

与萨摩亚等南太平洋岛国不同的是，在汤加的政治生活中，民众的民族认同感，包括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不是来自部落酋长等社会力量及其相关的传统社会体制，而是来自国民对君主和贵族实行统治的认同。也就是说，在汤加，国家的主要政治力量，包括君主和贵族，他们既是民族认同的核心，也是政治与国家认同的对象。事实上，与萨摩亚的部落酋长相比，汤加国王更具备团结国民、增强民族认同感、树立国家政权合法权威的功能，这是因为汤加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其宗教信仰是以君主为中心的。在汤加的传统宗教信仰中，首领和贵族都有上帝赋予的超能力。这种宗教信仰同时也是汤加民族认同感的一部分。

汤加国民紧密结合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可以从他们的政治历史中得到很好的诠释。第一，在过去汤加的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中，国王掌握军政大权。议长和内阁大臣等高级官员均由国王任命。社会分王族、贵族和平民三个阶层，但社会权力集中在贵族手中。议会为一院制，由全体内阁成员、9名贵族议员和9名平民议员组成。贵族议员从全国33名贵族中选举产生，平民议员经普选产生，议长由国王在贵族议员中任命。国王有权召开或解散议会，议会通过的法案需经国王批准方能生效。^[]新的政治制度安排保持了与传统的一致性，即贵族掌握大部分权力，受到国王庇护。这样的制度得到了世袭贵族的拥护，国王得以确立牢固的统治，保证了国家的稳定与和平。此外，与其他实行君主制的南太平洋国家不同，汤加的君主立宪制不是外部强加的，而是一次又一次成功的自上而下的改革造就的，它延续了汤加辉煌的国家历史——汤加王国是一个古老的王国，其辉煌的民族历史激发了汤加人民的民族自豪感，促进了汤加人民的国家认同。

第二，现代化的君主立宪制的建立使汤加避免了完全沦落为西方殖民地的命运。汤加王国在陶法阿豪·图普的带领下于1875年实行改革，仿效英国建立了完善的君主立宪制。帝国主义列强发现，把一个拥有宪法和完整的司法系统甚至拥有中等学校的国家变为殖民地，很难证明其合理性。^[]1900年，汤加和英国签订条约，英国成了汤加的保护国，汤加保留除外交权之外的所有权力和机构。1970年汤加又恢复了全部主权。如此政治和社会的连续性在西南太平洋岛国中是唯一的，加强了汤加的国家凝聚力。

在民主化过程中，对比其他岛国，汤加并没有因国内各种利益集团的割据而出现政局动荡，而是实现了向民主化的成功过渡，体现了国家强有力的政治控制能力以及民众的国家认同感。现代化民主进程开拓到这小岛上时，一些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社会成员，如民选议员、教会牧师、工商业者等，组织发起了“汤加人权与民主运动”。^[]面对民主化运动浪潮，2009年1月，汤加成立政改委员会（Constitutional and Electoral Commission），讨论改革宪法、选举和政治制度等问题，计划在10月向议会提交改革草案，2010年实施。在2010年的议会选举中，有9名贵族议员和17名平民议员胜出，平民议员在汤加议会中占大多数，这在汤加是第一次。因此，汤加国王宣布，选举当天是汤加王国“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此外，根据汤加新颁布的选举法，大选后，国王将成为只具有象征意义的国家元首，而首相则成为掌握实权的政府首脑。^[]这种民主化的进程并没有受到贵族等社会势力的反对，民众也迅速接受了政治变革的结果，没有出现大的社会动荡，这足以说明政府在应变及控制社会方面具有良好的能力，同时也展现了汤加民众稳定的国家认同感。

总的来说，汤加国内表现为传统权威的强烈的民族认同是其国家认同能够发展并强化的内在原因，而与传统权威紧密结合从而得到提升的国家能力则是国家能够稳定发展的辅助因素，两者缺一不可。

小结

本文选取巴布亚新几内亚、萨摩亚和汤加作为三个典型案例来说明南太平洋岛国的国家认同的现状，并分析其强弱的原因。这三个国家分别代表三种不同程度的国家认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国家认同度很低，国内政治比较混乱；萨摩亚国民的国家认同度中等，政治稳定性居中；汤加国民的国家认同度最高，政治最稳定。研究发现，第一，就民族认同对国家认同的影响来说，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由于民族（族群）众多，分裂的认同导致区域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内部民族认同越强烈，国家认同就越低。而对单一民族国家萨摩亚和汤加来说，民族认同则推动国家认同的发展，两者共生共长，原因是两者之间存在诸多重合之处。第二，国家的能力对这三个国家的国家认同都具有重要影响，二者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即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能力越强，国民的国家认同就越强。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松散的政治体制和脆弱的国家无力进行建立国家认同所需的文化和制度建设，国民的国家认同感较低。在萨摩亚，中央政府缺乏实际控制地方的行政能力，使得国家的合法性基础面临危机，降低了国家认同。在汤加，国家的主要政治力量，特别是君主和贵族，建立了强有力的制度维持自己的政治权力，并通过传统文化特别是宗教加强自己权力的合法性，从而加强了民众对现有政治制度的认同，提升了国家认同感。